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主要生产要素的发展趋势

　　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啟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同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十四条，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忘初心。从改革初期，到艰难的深化改革过程，再到现如今发生质的飞跃的全面深化改革。历史和现实更加明确了一点，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这既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百姓一直以来的期盼。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人力资本与工业技术的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技术水平落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利用廉价劳动力制造生产成本低廉的商品，用于满足我国生产生活消费的需要，以及凭靠价格优势完成出口贸易。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花费大量时间支撑中国经济在外贸驱动下的快速增长。在工业技术落后的时期，劳动力的廉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我国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典型的技术不够，人头来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通过国人的不懈努力，工业发展走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传统模式。由于改革初期我国技术发展相对落后，国外的先进技术相对发展成熟，那么就意味着我国可以把发展重心首先放在追赶世界技术水平上。不同于技术的自主研发，在追赶的过程中，需要投入的人力资本相对较少，这是一个更偏向于模仿和复制的过程。随着发展脚步的不断追赶，我国工业改革非常真切的反映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正确的，同时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又是十分艰难的。
　　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一是国人自强的意识：摆脱贫穷必须依靠自救自利，人力资本是必须要与劳动生产力联合起来，才能提高劳动效率的重要生产要素。教育规模的显著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促进了中国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显著提高，而且技术的飞速发展更需要提高国人研发能力水平，所以对科技研发的高度重视和持续不断加大投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全面提升，极大地发掘了中国的内生增长动力。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劳动者来说，所真切感受到的收入增加，社会福利待遇的提高，使整个社会开始承认个人和企业追求收入、利润和财富不仅是正当的个体理性行为，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合理行为。二是通过将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要素、广阔的市场引进的资本与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相结合，开始向计划经济的各个环节大胆突破，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改革目标的前提下，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全面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同时，使中国劳动力要素充裕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以及对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持续不断的学习、消化、吸收产生的正向外部效应的溢出。这就表明了我国经济现状面临着已经由主要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转变为不仅要继续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各国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所面临的一些共性的体制和政策问题了。
　　当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极大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加了政府的各方面的支出，其中就包括政府对劳动力成本的支出，简而言之即劳动力收入增加，劳动成本远远提高。因此我国不得不高瞻远瞩，将政策转向今后劳动力的发展方面。不能忽视的一个棘手问题，即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这无疑意味着在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内，主要劳动力将面临短缺的状况。加之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经历了由计划分配到市场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即将到来。而针对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减少和出口贸易的放缓。这是因为外商投资的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工成本最为敏感，因此，外商的投资必定选择更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而且劳动力的短缺势必会造成社会劳动分工不均，和人力结构的发展不平衡。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发展和育儿成本的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将逐渐下降。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状况了。在政策提出的十年二十年后显现出其副作用，因此我国针对劳动力短缺而提出的最直接的方法即开放二胎政策。虽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并非灵丹妙药，但将有助于增加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缓解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应对逐步到来的老龄化，使人口适度增长，才有可能避免经济发展受到老龄化的限制。目前可以生育二胎的双独夫妇已经进入生育期，但中国的生育率却没有任何反弹的迹象。因为借政策而出生的二胎还需要经过国家的培养以及社会的熏陶，在大约二十年后开始向社会展示自己的贡献及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这一进程，我们不得不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先面对人口减少的后果，然后才能验证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是否符合我国国情，以及能否有效快速的解决我国劳动力缺乏这一问题。
　　纵然如此，计划生育开放政策针对某些经济部分扔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最容易显现出来的经济效益一定是快速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每一位生命的诞生都将产生不同的需求，而生存本能的需求又无形中带动着各个产业的发展。
　　在劳动力能否被有效解决还是个未知数的情况下，我国工业化改革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大而不强，在改革开放期间，通过投资和出口支撑的高增长模式也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即同等的投入方式得到的回报在逐渐减少。因此转型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政府主要负责的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对私人的投资造成了排挤的作用，也因为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攀升而影响可持续性。针对出口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外发达国家经济受损严重，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并且经济的复苏也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因此造成了出口外需的长期不振，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十分显著，并且加之劳动力老龄化而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从而使处于进出口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制造业陷入困境，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第二，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三高行业产能过剩并存的局面与高精尖行业产能不足长期并存，产业梯度与产业区域分布不均，却少强有力的创新竞争意识，并且技术创新推动的内生增长动力也不足，营商的工业化大跃进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第三，经济的发展，投入更偏向于重工产业，这是很难直接作用于我国国民的生活中的。因此造成了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不相匹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十分有限，需要提升。第四，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形成了替代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人力抑或是工业科技都偏向于效率化，即市场更容易把更多的资源偏重于更有效率的一方。例如工作效率更高的劳动力便可以拿到更高的收入，提供高效率的产业也更容易得到更多的业务从而产生更多的利润。这样发展下去，容易造成资源分配不公，从而无形中加大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忽视了城乡贫富差距，以及提升居民整体幸福感的目标，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因此，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历史新起点上，只有通过不断加大和提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力度与水平，才能解决好当前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与挑战。为此，第一，无论工业经济需要多么迅速的发展，我们都要为每一步的措施制定风险底线。根据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科学防范、有效化解可能引发重大系统性风险，目光长远，协调系统的关注每一个产业发展情况。做足预案、未雨绸缪；第二，创新也是一种生产力，通过改革创新促进结构调整与发展转型。分析市场中各种资源配置所起到的作用，合理分配利用，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发掘和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制定的条款中健康发展，继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发展模式的转型；第三，通过全面、均衡、协调发展促进民生改善。将发展重心偏重于农村战略的改革。不断吸取之前的成果转型经验，以先实验后推广的手段，复制成功案例，但又因地制宜的贯彻政策手段，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新、勇于尝试，探索和总结。在推动区域、城乡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过程中，加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提升普惠性水平，促进更广泛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第四，促进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开放意味着对外开放的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布局优化。一是开放对象上，坚持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并重，扩大各方利益交汇点。二是开放领域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结构调整。三是空间布局上，加大西部开放力度，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一路艰辛且仍有无数挑战，但我们应当记住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