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权观念与规则的博弈

　　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这意味着此前引发广泛讨论的教育惩戒权正式走入了立法规定的层面。虽然只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但相较于教育法、教师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教育惩戒权的模糊规定，《征求意见稿》在内容的具体程度、精确性以及合理性上，明显向前走出了一大步。
　　《征求意见稿》一共20条，其中4条是关于不同层次教育惩戒措施的具体规定，还有1条是关于教育惩戒行为的禁止性规定，这5条也是社会大众最为关注的内容。以逐条罗列的形式明确教育惩戒权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既赋予了教师合法正当的教育管理权利，也规定了该项权利的行使范围。然而，即便规定已如此明晰，社会各界对教育惩戒权仍是观之望之、戒之慎之，何以如此？
　　首先，按照传统观念，明确教育惩戒权必然意味着体罚式教育的出现。在几千年的教育传统中，虽然古代经典教育文献都强调德育感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特别是在不容置疑的尊尊亲亲社会大氛围下，不管是教师还是家长，普遍存在棍棒式体罚教育的情况，并一直延续至今。所以，教育惩戒权一出，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大众，不是先去了解出台背景和具体条文内容，而是开始一股脑地担心学生们要遭殃了、体罚要泛滥了。于是，不顾《征求意见稿》对体罚或变相体罚详细而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不区分惩戒、惩罚和体罚的不同，观念先行，造成莫名的担忧和对规则的不信任。
　　其次，按照世俗看法，即便有好的内容规定，也并不意味着有好的执行。我们常听到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规章制度往往在执行时变了味、走了形，如今，教育惩戒规则出台，人们也不免有这种想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一般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戒和强制措施四类惩戒方式，虽然每一条内容都列举了具体措施，但谁能确保每位教师都能精确地掌握惩戒的尺度？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教师固守传统教育观念，超越规定范围，行了规则禁止之事？好规则有好的执行，才能消除大众特别是家长对教育惩戒权的疑虑，而这不仅要求教师群体学好、贯彻好规则，更要转变教育观念。
　　最后，根据长期的教育经验，只要结果是好的，人们并不会太在意教育惩戒权的具体内容。我们的教育有重结果的传统，而这些结果往往又是可以量化的，比如分数高就是好结果，升学率高就是好结果，学生由顽皮变得顺从就是好结果。至于怎么达到这一结果，人们不会过问太多，就算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使用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教育惩戒方式，但只要结果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育惩戒权过大，家长、社会担心学生能否健康地学习成长；教育惩戒权过小，教师觉得有心无力、战战兢兢。可一旦达到了前面所说的好结果，家长、教师、学校又会暂时搁置在教育惩戒权上的争论，变得一团和气。殊不知，只有规则制度确立了，教育教学的发展才能真正进入良性循环。
　　《征求意见稿》对教育惩戒权作出了比较细化具体的阐述，也引入了现代教育理念，对惩戒与体罚做了严格区分，对教师惩戒权的行使做了规范约束，对家长、老师、学校的职责也做了要求。但是，要想让教育惩戒权落到实处并被理解、尊重，社会、教师、学校在观念上的改变可能比规则本身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