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撰写三国志遇到过什么问题

　　《三国演义》也只是一部小说，即便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追捧，也无法掩盖住史书《三国志》的光辉，更何况演义本身就是在史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一生，可以说也是很坎坷，因为籍贯是蜀汉，所以蜀汉灭亡之后很不受待见，做官以后又多次遭遇贬黜。然而，他依然用客观公正的视角去完成了这一部史书，这期间，他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陈寿（233297），字承祚，三国时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少年时就好学，且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年轻时就研读了古代历史名著《尚书》《春秋》《史记》等书，并早就对蜀汉地区乡邦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从而撰写地方史著。陈寿一生著作不少，但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是记述自公元l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约一百年历史的史学著作《三国志》。三国时期是个历史头绪众多、各色内容繁杂的时代。陈寿沿用司马迁开创的纪传史体例，把这个时代归纳为一书，比较客观地勾勒出这一时期历史的真实面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三国历史特别是刘备创建的刘氏政权的历史进行撰述时，陈寿所遇到的困难和压力甚大；但是，他以一个良史必须忠实于历史的道德品质，确实颇费了一番匠心，终于巧妙地设计出一套可以称为瞒天过海的撰写方案，从而完成了《三国志》。
　　一、陈寿撰写三国历史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陈寿撰写三国时期的历史，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三国鼎立的客观事实当以谁为正统；二是对刘备建立的汉政权如何撰写和表述。第一个困难的解决是不敢有争论。陈寿身处晋代，当然只能维护魏晋这条政权传承线。但陈寿在表面以魏为正统的前提下仍然尽可能地去客观如实地记载历史的原貌。第二个困难的解决办法则更是相当地艰难了。
　　刘备建立的汉政权虽然存在了40余年，但是因为一直没有设置史官，自然也没有人编写过这个政权的史书。陈寿本为蜀人，从小就受学于同郡的著名古史学家谯周，而谯周早就预料陈寿日后必以才学成名。陈寿年轻时，曾经出仕为刘氏政权的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群臣曲意阿附。陈寿洁身自好，不与同流合污，因而多次被免职。不过在此期间，虽然刘氏政权作为官方来说没有史官也没有积累史料，但陈寿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却很注意采集和掌握有关其历史的材料。这为他以后撰写这个政权的史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公元263年，刘氏政权被曹魏政权所灭亡；两年后，曹魏政权即被司马炎篡夺并改魏为晋。刘氏政权消亡后不久，陈寿因父亲去世而在家守丧。守丧期间，他因病调治药丸，竟被责为逾礼，以致入晋后多年遭闲置。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揄扬，他才被举为孝廉，历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平阳侯相等职。
　　陈寿早年在谯周的影响下读过不少历史书，研究过写史书的方法，并有一定的写作实践。他曾据《巴蜀耆旧传》写成《益部耆旧传》十篇；又受《古史考》的影响写成《古国志》五十篇。当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掉孙吴政权后，三国鼎立的时代正式结束，全国复归统一。陈寿这时48岁，开始着手整理三国史事，编著大型史书《三国志》。
　　撰写曹魏政权和孙吴政权的历史，对陈寿而言并不十分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国积累有自己的史料，而且当时已经有人写出了各种有关魏、吴的历史著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陈寿可以参阅并在仔细鉴别的基础上再补充史料即可。难的是刘氏政权的历史不好写。虽然陈寿早已为此作了准备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但如何对自称为汉国的刘氏政权历史的表述犯难。因为，晋是继承（实际是篡夺）魏而来的，而魏又是继承（实际上也是篡夺）汉（这里指的是东汉）而来的。封建时代特别讲究所谓皇权的正统性，所以魏晋对政权明明不是继承而是篡夺却偏要美其名为禅让。也正因为这，对刘氏政权的国号汉，曹魏政权是从来不承认的。现在陈寿如果忠于客观历史而如实撰写，继魏而来的晋朝统治者自是不能接受。陈寿为此大费踌躇。他既要忠于历史，又要让晋朝统治者予以认可，这就得靠他的匠心独运了。
　　二、在表面以魏为正统的前提下实写三国鼎立的事实
　　陈寿撰写三国时期的历史，采用的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所开创的纪传体。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具体讲，就是用本纪叙述帝王，兼以排比大事情；用传（包括世家）记述王侯封国和人物；此外还有表和书（志）。司马迁身处西汉武帝时代，自然要以汉为正统，对汉之前的历史，司马迁是以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等来排比大事情的，而将在那时与之并立的国家都放入世家或传。陈寿继承了这一撰写方式，但又有创新。
　　表面上，陈寿是以曹魏政权的历史为正统的。在《三国志》的三书中，他只在《魏书》中安排了曹魏政权的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三少帝（曹芳、曹髦、曹奂）这四个本纪〔2〕来提挈这一时期历史的大事，全书其他的都是传；但是在实际上，他将三国历史是分别撰写的，三个国家的历史独自成书。
　　书名并列分署为《魏书》《蜀书》《吴书》，全书又统称为《三国志》，这就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三足鼎立的形势。能这样编写，说明陈寿是有创见的，并且也是有胆量的。尽管汉魏移鼎，乃至魏晋相替，台面上皆系非暴力的政权更迭，但终究是以臣凌君，得国不纯，这也就成为统治者的道德法理软肋。陈寿是晋朝的官，而晋又是承袭曹魏而统一全国的。当时的朝中多为故魏遗臣，曹魏是否为正统，直接影响到晋朝是否正统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迎合晋朝统治阶级的需要就必须贬低刘汉、孙吴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地位，而去违背三足鼎立的历史真实；反之，如果要反映历史真实，把三国地位并列起来，就会触犯晋代魏而居于正统地位这一政治现实。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陈寿在形式上做了变通。他将《魏书》居前，对曹魏的几个帝王加帝字；而对刘汉、孙吴两个政权的皇帝不立纪只立传，称先主备后主禅吴主权等，皆不加帝字，但记事方法却仍与曹魏几个帝王的本纪基本相同，均按年叙事。这实际还是把刘汉、孙吴放在与曹魏同等的地位上了。
　　三、在以蜀代汉的幌子下尽量保存汉国的资料
　　作为三国鼎立之一的刘汉政权，是以兴复汉室为立国之基的，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刘汉政权的开创者刘备是汉王朝的远枝后裔，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刘备是帝室之胄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在那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就可以居于正统的地位，利用相当神圣的皇权去吸引人心，招揽人才，使其成为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这实际上是刘备集团在当时的形势下为谋国所能选择的最佳策略。所以，在三国中最后谋得一块地盘的刘备集团，是始终抓住汉字不放的：先是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夺得巴、蜀、汉中后，自称汉中王；传闻汉献帝遇害后，就自立为国，国号就是汉。当然，作为当时的其他也有野心的谋国者，尤其是当时已经统一了北方，占了大半个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全国重新统一的曹魏政权，是深知刘备集团这张牌的厉害的，所以他们始终不承认刘备集团的汉国，而蔑称为蜀。
　　前面说过，陈寿撰写《三国志》，倘若忠于历史，承认刘备在西蜀所建立的政权为汉，就必然否定曹魏禅代的合法性。曹魏若系篡贰，晋朝的合法性也便成问题，这叫伪魏即伪晋。陈寿投鼠忌器，不得不将敌国之丑称的蜀字落到国号为汉的刘氏政权头上（曹魏政权历来就是以蜀称刘氏汉政权的，这在《三国志魏书》中随处可见），将记载刘氏政权历史的与魏书吴书并列的应当称为汉书的那部分改称为蜀书。虽然陈寿在大的环节上不得不无奈地以蜀字代替汉字，但是细读《三国志》，可以发现，陈寿在原始资料的记载上是处处保存了刘氏政权为汉国的充分依据。
　　《三国志》从全书来看，表面上是以曹魏为正统，实际上用互见法显示刘备所建政权为汉。在《三国志蜀书》中，陈寿不仅记载了诸葛亮等人建议汉是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刘备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因此仍应定国号为汉；而且全文保留了刘备即汉中王和皇帝位时的告天地之文，其中的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和汉有天下，历数无疆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刘）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刘）备惟否德，惧忝帝位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刘）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等语，充分表明刘氏政权是绍继两汉政权的。这即是说，陈寿至少在《三国志蜀书》中是以汉为正统的。
　　四、对陈寿的良苦匠心应多理解少苛责
　　魏晋以来许多史书写得芜杂，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而《三国志》叙事简洁，用词精练，取材也审慎，不铺陈堆砌，所以一问世就得到好评。魏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行品评人物的风气，《三国志》对此有所反映。而书中对人物的评论既表现了人物的特点和地位，又塑造了人物的个性和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称曹操是人杰命世之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称刘备是英雄，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称诸葛亮是卧龙，等等。人们称赞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当时谙练魏事、正在著《魏书》的夏侯湛见到陈寿的书后，便坏己书而罢。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也说：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悦）、张（华）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可见，陈寿是可以与司马迁、班固相媲美的。
　　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对陈寿在十分特殊的环境下撰写《三国志》所承受的困难以及不得不采取巧妙匠心以应对的情况缺乏认识，对《三国志》做出了一些不恰当的批评。如：责难《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帝魏不帝蜀；指责《三国志》曲笔太多，回护过甚；说陈寿对历史人物评价有时不公。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确实以魏为正统。陈寿如果硬要去伪魏，那岂不就是伪晋吗？那么《三国志》也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得以公开并流传千古了。陈寿能够在以蜀代汉的幌子下尽可能地保存所有汉国的资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后来有些史家，一反陈寿做法，撰写三国时期的史书以刘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即帝蜀而伪魏。其实，这和他们所处的政治形势有关。也就是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例如在南宋时，帝蜀伪魏才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如果史家要帝魏同样行不通。今天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以此去苛求历史人物了。
　　至于《三国志》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专门列出《三国志多回护》一篇，对陈寿的回护进行了批评。如：齐王曹芳之被废，完全由于司马师的策划，事前太后一无所知，但《齐王芳纪》反说太后之令，因齐王无道不孝，所以应被废；对曹魏、刘汉之间的战争，凡曹魏取胜者则大书特书，而刘汉胜魏却十分简略。这说明陈寿在《三国志》里确实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扬善，没能完全做到据实直书。这当然也是当时政治环境使然。如果陈寿过多地去暴露魏、晋统治者的恶和丑，当时的统治者还会认可他的书吗！《三国志》虽有不直书的问题，但就整体而言，是堪称良史的，其瑕并不足以掩瑜。
　　《晋书陈寿列传》以诸葛亮为例指责陈寿对历史人物评价不公，称其原因是诸葛亮斩马谡时，陈寿父亲受牵连而坐罪，陈寿便心怀私怨有意贬抑诸葛亮。其实，陈寿对诸葛亮是极为称赞和敬佩的。在《三国志》诸人物传记中，写得最好最传神的就是诸葛亮和曹操。当代学者易中天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品三国轰动一时。他实际上就是依据《三国志》中的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物传记展开品评的。在《诸葛亮传》中，陈寿不仅借司马懿之口肯定诸葛亮为天下奇才，还多次直接褒评诸葛亮的才识与功业，如说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在传后更评论诸葛亮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所以终于邦域之内，威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这就是说诸葛亮因刑赏出于公心，从不徇私情，所以深得民心。至于批评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乃因诸葛亮在政治、外交方面的才能远远高于军事方面的才能，相对而言，将略自不算诸葛亮的特长。此外，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记，陈寿还编有《诸葛亮集》24卷，足证陈寿对诸葛亮是非常尊崇的。
　　事实上，陈寿在当时因秉笔直书而得罪了很多权贵。陈寿在晚年屡次被贬，在仕途中始终郁郁而不得志。公元297年，65岁的陈寿没能赶回老家南充便病死在都城洛阳。由此可见，作为良史的陈寿，因为对三国历史客观的记载，是饱受坎坷的。因此，我们对陈寿及其他所撰写的《三国志》，确实应该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责。
　　历史总是公正的。陈寿的《三国志》在1700年后不仅被中国人奉为经典，更进而影响着世界。《三国志》中所表现的智慧与谋略现今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广泛应用在政治、军事、商业等各个领域。同时，《三国志》还被改编成小说、戏剧、电影甚至漫画与电子游戏，从而得以广泛地传播。人们说，《三国志》是展现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最壮美的篇章，这其中所包含着的便是对陈寿撰写《三国志》时的匠心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