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的叙述方式

　　【摘要】余华的小说《兄弟》，依旧沿袭了先锋作家余华的笔调与风格，其文学艺术造诣也是有口皆碑。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作为余华创作风格转变的标志之作，《兄弟》无论是从篇幅、语言、故事情节设计、叙述方式上都与其他作品有所区别。本文从《兄弟》的叙述方式展开论述，通过其狂欢化叙述和叙事者叙述这两个角度来解读作品，反思现实。
　　【关键词】狂欢化；叙事者；语言；叙述
　　继《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呐喊》等三篇长篇小说后，余华十年未再出书。2005年，当余华将长达五十万字的长篇叙事小说《兄弟》推向中国文坛的时候，社会上对此书的评价出现了批判与褒奖交织相融的现象。有人说，余华的《兄弟》是他的创作瓶颈，这位先锋作家已经才华用尽；也有人说《兄弟》是余华创作风格转变的标志，是时代巨作。针对以上这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兄弟》依旧是先锋余华的经典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其狂欢化叙述和叙述者叙述不仅充满着余华的叙述风格，同时，通过这种叙述手法的呈现将文革时期以来中国人的心灵进行了一次沉重的洗礼。
　　一、狂欢化叙事
　　狂欢化一词，来自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狂欢化理论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小说创作中将精神、理想等抽象范畴的叙述转移到肉体层面的叙述上。在《兄弟》的创作中，余华运用了大量的狂欢化叙事。
　　（一）场景叙述：狂欢的隐喻
　　在小说《兄弟》里，故事的场景发生在刘镇，刘镇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在刘镇的街道、电影院、厕所等地方发生的一幕幕闹剧无不给我们造成一种类似于欧洲狂欢节滑稽荒诞的错觉。在小说的叙述中，虽然作者并没有对这些狂欢场景进行赤裸裸的描述，但开篇时，余华却细致描写了李光头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时正巧被刘作家和赵诗人抓到并拉去游街的场景，在李光头游街的过程中，被偷窥的女人们和刘镇的男人们都纷纷出现在游街场景中，这个场景的出现，俨然就是一派全民参与的狂欢节作风，余华通过对这种狂欢化的场景叙述，独具匠心地讽刺了当时中国社会上的看客心理和各种丑陋的荒诞滑稽场景。
　　关于场景的狂欢叙述在整篇小说中无处不在，比如在后文中，当李光头掌握了林红屁股的秘密后，便以此秘密来换取男人们的三鲜面吃。仅仅半年时间，他在刘镇吃了56碗三鲜面。余华用诙谐的笔调，将这个场景的狂欢叙述隐喻其中，揭露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瘠，在欲望的压抑下人们渴望释放的人性本真。
　　（二）人物叙述：狂欢的常态
　　场景的狂欢是由狂欢人物的性格所营造出来的。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具有狂欢常态的人物形象，比如两个主人公中李光头狂妄，宋刚倔强，而围绕在主人公身边的一些人，如赵诗人、刘作家等这些小人物，余华都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将他们的小丑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
　　与余华以往的作品不同的是，在李光头这个人物的塑造中，他的性格特征是多元化甚至是矛盾的，他孝顺、讲义气、守信誉、情感专一，但同时，他的情欲又异于常人，从小便在臭气熏天的厕所偷看女人的屁股；他的情感与情欲又极其矛盾，他唯独只爱林红，却睡过无数个女人；他不但拥有强大的经济能力，还有着强大的性能力。李光头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上不可能出现的狂妄者，与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文学里的肉体生命一样，他是狂欢场景里的一个巨人形象，他的出现，带动着狂欢化场景的发展和延伸，使狂欢化在刘镇成为一种常态和日常。
　　（三）语言叙述：狂欢的风格
　　在《兄弟》这本书中，余华一改往日赋有泥土气息的平实文字，而是采用一种在优雅与粗俗中转换的宣泄语气将狂欢化叙述推向高潮。
　　比如在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屁股王八蛋等粗鄙词汇，这些词汇的不断重复出现，并不是余华故意为之，而是对当时中国历史的一个真实写照。文革时期，低俗的语境恰恰体现了那一时期人性对性的压抑和性欲的丑陋思想，狂欢的语言叙述，大大缩短了历史与现实的环境差别，最大限度的对时代背景做了一个真实的反馈。
　　二、叙事者叙述
　　叙事作品中出现的叙事者并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一个用客观态度看待故事发展，从而发出声音的人。在余华的作品中，叙事者并不是一个新鲜角色。《兄弟》的创作里，余华依旧沿用了叙事者进行巧妙的情节叙述。
　　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在《兄弟》中，叙事者是若隐若现的，叙事者的叙述方式也贯穿着客观叙事、公开评论和隐秘评论这三个方面。比如在小说的第一篇章中，叙事者就像一个说书人，直截了當的告诉读者：李光头是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这一句客观叙述，不仅交代了李光头的成长环境，也交代了他在刘镇的社会地位。这种叙述，是文学作品中叙事者的基本功能。但叙事者叙述作为《兄弟》叙述方式中的一大特色，它的文学价值远远不止这一点，而是体现在叙事者在情节发展中的公开评论和隐秘评论这两方面。
　　在《兄弟》的叙述方式中，叙事者常常站在一个读者找不到的角落，巧妙的对故事的发展提出理解和看法。比如说，在赵胜利的出场中，一开始只是进行客观叙述，说他是刘镇的两大才子之一，紧接着，叙事者又以旁观者的身份向读者解释赵诗人是因为在刘镇的油印杂志上发表了一首四行诗而得名的，这一解释巧妙的讽刺了一开始客观叙述中提到的两大才子，也暗喻了赵诗人等才子的小丑角色的塑造，对社会上的小丑精神进行了公开评论。
　　而在后文中出现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我们刘镇中，叙事者仿佛又转变成了一个在刘镇生活了多年的老者，通过对童铁匠、余拔牙、张裁缝等几个市井小民积极喊叫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时的一段叙述，隐秘的、不动声色的讽刺了大环境下小市民的无知形象。
　　时代铸就历史，历史铸就人文。余华作为一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对中国的十年文革有着深刻的认知。从《兄弟》诙谐荒诞的叙述方法中我们可以得知，余华对社会环境与人物命运的反省，通过小人物的塑造对人性的呼唤，都让我们在作品的内涵上痛定思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