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性变革的悖论

　　摘要：费斯克寄望亚群体斗争实现激进革命未竟的事业。但是亚群体斗争却并不会依据费斯克的理论设计彻底的改善社会权力分布，而是不断再生产亚群体所遭遇的权力弱势的局面。这是费斯克的理论建构无法解决的困难，也是个体在面临摆脱弱势地位、寻求解放过程中的艰难抉择：是向主流靠拢、个体解放，还是坚持亚群体认同、共同解放。
　　关键词：费斯克亚群体斗争权力平等
　　面对激进革命的热望和形势在五月事件之后急转直下，诸多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向进步性变革，不再寄望激进革命。费斯克就是在这个转向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他在五月事件之后约二十年时发表的几篇著作中表达了另外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路径，继鲍德里亚等后现代思想家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解放路径：亚群体斗争。
　　通过各种类型不同的亚群体与权力集团的斗争，处于社会权力弱势的亚群体的状况慢慢得到改善，当权力角逐使得社会权力分布趋于平等时，社会已经变革到理想状态。这是费斯克的理论建构的结果。但是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从费斯克所援引的人种学研究的材料来看，在斗争之后，亚群体的社会权力状况确有所不同：
　　学校的孩子们从这个节目中发现并使用了表示反抗的潜在话语。有趣的是，一些老师向制作者抱怨说，这个节目教唆孩子们不服管教。同样，拉德威发现，有些喜欢言情故事的女读者看了那些故事之后，在自己丈夫的面前更自信了。
　　虽然学校里的孩子有自己的诉求、个性和权利，他们不服从管教是个性得到表现的标志，他们表现个性的权力得到维护，这是亚群体斗争带来的改变；但是这些孩子始终还是学校里的学生，在这个结构中他们的权力的过度延展将会转移整个事情的重点：正是孩子在学校里极力争取权力，使得他们没能将精力放在获取在学校里应该学到的知识和能力，而正是这种缺乏教育的状况，造成了他们今后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无法逆转的成为基于经济方面的无权力的人。于是，学生在学校中的亚群体斗争把学校生活的重点从受教育转移到了学校中权力对抗中维护学生亚群体利益中，正是这种行动层面的主动积极造成了弱势地位的延续和持续，亚群体斗争再生产产生它的社会条件。
　　家庭主妇的女性主义亦然。家庭主妇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如果排除复杂因素而只承袭费斯克所言的家庭经济方面来单独考察，就是因为丈夫才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而她不是。如果她在家庭中不断通过各种方式与丈夫协商家庭中的权力关系，那么她就再生产了她的弱势，真正的改变应该是思考和学习如何高效完成家务，在空余时间学习和提升自己的在其他职业中的能力，并寻找时机创造平衡家庭和事业之间矛盾的就业，以个体的成功替代被永久限制在亚群体中的境遇。在亚群体斗争中反抗强势一方的前提就是居于弱势一方，而正是不断反抗本身让弱势者始终留在这个权力关系中：亚群体斗争再生产亚群体斗争的前提。
　　费斯克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面临十分严肃的质疑：亚群体斗争究竟是真的改善了人的境遇，还是维护了其现有的弱势状况。亚群体斗争的重要前提就是亚群体的弱势地位，他们的社会权力低下；但是亚群体斗争本身却再生产了这种弱势地位。
　　这同时是选择的悖论：如果选择为亚群体而共同对抗权力集团或体制，那么个体就要持续在这个群体之中并保持弱势地位，他为群体甚至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自己却一直共同处于未获得解放的状态；如果选择为改善个人生活境遇而不是群体的生存状况而努力，他就必须要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甚至抛却对弱势群体的同情，那么他虽然可以实现自己此世在此岸世界的幸福与完满，却背叛了他的亚群体。
　　现实的生活中，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这并不是说他是在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做出了明确的抉择，而是大多数人并没有及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并没有能力选择后者；从主观上而言，每个人都会倾向于选择前者：费斯克所借助的力量既然是自发的，就必须只能是自私自利的。
　　尽管如此，仍有少数人可以成为后者，努力读书的黑人青年最终成为受人尊重的杰出律师，刻苦改变的坚强女性最终成为职场女强人统领一方例子数不胜数，但是个体对体制的胜利则是群体在对抗中遭遇的精英的背叛与力量的折损。成功与反抗的问题其实就是亚群体的个体能否意识到共同利益从而团结一致反抗权力集团和体制的问题。
　　费斯克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有所理解，这尤为突出的体现在他提出的女性能否在对抗男性的过程中采取一致的行动这个问题上。因此，费斯克的建构路径面临一个似乎难以解决的困难：社会变革再生产自身，它无法达到其实践的目标：社会权力平等。
　　参考文献
　　〔1〕菲斯克。电视文化〔M〕。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吴松江、张天飞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