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如何评价帝王

　　评价封建帝王是我们认知封建社会的重要路径。封建社会由于其专制性，必须衍生出神秘性，而这种神秘性又需要不断地制造英雄，没有了英雄，那个社会须臾不可或缺的端庄肃穆形象就会如泄了气的皮球般瘪下去的。缘于此，中国封建社会是极为重视刻划帝王形象的，总是乐此不疲地塑造着一个又一个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帝王形象。翻开一部部王朝正史，帝王列传充斥着溢美之词，常常把后人弄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轻易理不出个头绪来。物极则必反，从上个世纪初叶开始，国人把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怨恨全部倾泻到帝王身上，于是乎帝王又成了人们百般羞辱和调侃的对象。到了上个世纪中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帝王更成了邪恶的化身，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这些历史英雄，也只能与晋惠帝、隋炀帝和清穆宗等一起接受革命的裁判。从古至今，我们对封建帝王的评价系统会如此异同天壤，只能暴露出我们民族相沿已久的政治文化存在着天然的缺陷。
　　帝王作为国家统一和权威的象征，对其进行臧否，标准只有两条，一是看其是否了解民情并熟悉国家机器的运行；二是看其是否勤于政事。唐太宗李世民是了解民情并熟悉国家机器运行的。贞观六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共390人，时值年终，太宗特许死囚回家办理后事，来年秋天再回来就刑。第二年九月，390人全部回狱，竟无一人逃逸。此事为史家所赞叹，谓之为政的最高境界。其实，由于强大的政策暗示和导向作用，那390名死囚回狱后均被赦免，就是由于李世民对死囚心理有真切把握，对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充满信心。清世宗雍正为政极其勤勉。他处理朝政，每每从早至晚，难稍事休息；朱笔批阅时，字斟句酌，很是辛苦。在他所批阅的奏折上，日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等批语随处可见。雍正自谓不喜声色，惟沉醉于朝政而不知疲倦，他的一首诗熨贴地表达了这种心境：虚窗帘卷曙光新，柳絮榆钱又暮春，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炀匀。宵衣旰食非千誉，夕阳朝乾息体仁。风纪已颁虽七度，民风深愧未能淳。正因为如此，尽管近人吕思勉先生曾斥李世民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清人曾静也咒雍正十大罪状，谓之毒父亲、逼母亲、屠兄弟、诛功臣，我们仍然应该有充分地把握将二位称之为好皇帝。
　　除了深谙民情和勤勉于政外，其它衡量帝王的标准要么勉强，要么牵强。比如要求帝王们从谏如流就十分的书生气。由于专制，使得行政系统处理政务的能力被大大地弱化，帝王便极端化地拥有了一票否决权。说实话，在许多场合，由于尊卑文化的长期濡染，做臣子的未必就比帝王高明到哪里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只有李世民一个人能容忍魏征的放肆。再比如要求帝王们艰苦朴素，不近声色，则更近于苛刻。由于率滨莫非王土，举目莫非臣民，帝王们多修几座宫殿，多蓄几位嫔妃，实在是既合情，又合理。这就是中国古代就出了那位能够克己的汉文帝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