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还缺什么

　　规模庞大、门类齐全的中国制造业，其竞争力在全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在今年中国两会的发言中提到，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
　　这可算当前较为清醒的判断，而不只是外部环境大变后的屈身委婉用辞。中国制造业在经历短缺时代的简单模仿阶段后，多数产品现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面临升级或转型的阵痛，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释放和未来形态，也较大程度取决于转型如何完成。01落后30年的注解，质量效益
　　在总量意义上，中国制造业早在2010年就重登世界第一座位，当年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为19。8，以后占比继续攀升，2019达到28。1。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最齐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
　　中国已在核电、高铁、航天等领域有了技术突破，但中国制造整体落后30年这一说法也不是凭空臆想。其实苗圩在5年前就作出了中国制造业处于第三梯队的评判，他当时公开表示，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次他延续了这个结论。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单位对几个制造业大国作过比较研究，去年底发布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美国以168。71的指数值处于第一梯队；德国、日本分别以125。65和117。16的指数值位居第二梯队；中国处于第三梯队之首，指数值110。84，韩国、法国和英国同属这个阵营。与上一年相比，各国的队列分布没有发生变化，中国整体提升最快。
　　这份追踪报告发现，中国除规模占优势外，质量、结构、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都与前两个梯队存明显差距，如制造业增加值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世界知名品牌拥有量、研发投入强度等。以效益为例，中国仅为美国、日本的1415，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多年在20左右，而美国、德国长期达30以上，而且中国能耗高，产品成本仍在上升。
　　这些为苗圩所述观点提供了注解，而刚刚发布的中国十四五规划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作为单独一章列入，也隐含了此意。02不只是缺芯，门类齐全之外仍有软肋
　　出于保住制造业基本盘及就业等考虑，不少人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快下降表示担忧。2019年占比降到27。1，为2012年（31。5）以来的最低水平。苗圩对此提出：这不仅拖累当期经济增长，影响城镇就业，还将带来产业安全隐患，削弱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而观察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历程会发现，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抬高，第二产业、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其规律之一，在不过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预计也将走出这样的趋势。真正的关切点不得不转向质量、效益和由此体现的竞争力。
　　当快速工业化的浪潮过去，中国制造的状况是：一方面大量产品都能制造，但往往产能过剩、供给老化，而制造不出来的，通常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极高，属高精尖，其背后是长期的科研攻关。
　　因此，更值得担心的是自身研发投入的不足或停滞。2019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比值）從上年的2。32下降到1。45，下滑明显，而同期全国总体的研发投入强度是上升的。
　　上届美国政府在2018年开启对中国关键技术和科技企业的制裁、禁售，芯片断供，华为等公司首先遭受严重打击，加之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国内对制造业缺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链子风险的担心骤增，中国制造在门类齐全之外的软肋凸显。
　　芯片不仅是华为之痛，也是中国信息通信产业和制造业的卡脖子之处。中国每年进口芯片3000多亿美元，即使在美国制裁下的2020年，中国仍进口集成电路约3600亿美元。中国制造不只缺乏高性能芯片，还缺高端数控机床、传感器、光刻机、大型主机、高精度机械手、操作系统甚至数码相机、抗癌药、基因检测仪等，也主要依靠进口。
　　回看这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因特网、移动电话等新技术、新产品都是发源于美国。美国、日本等通常处在这些技术的源头，而在纵向产业链下游的中国，遇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大变，则有受制于人的感受。对中国制造的各类担忧，实际上显露出它生存发展所依赖的基础研究和机制环境等突出问题。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源头。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少，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较长时间徘徊在5左右，近两年才有改观，2019年首次达到6，2020年为6。16。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额和产出均是世界第一，其投入比重一般在15～17，而且，经费来源上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社会力量都在投，而中国来自中央财政的比例超过80，地方和企业投入微乎其微，企业投入甚至不到日本、韩国的110。基础研究投入如此，也就谈不上原创性和颠覆式创新。03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
　　企业不愿投入基础研究或研发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讲，研发投入如同风险投资，成功概率低，结果很不确定，大部分投入注定是无效投入。能否接受研发创意的无效投入，成为企业转型的首要一关，因为它决定着产品的功能、性能等各方面。保证研发投入一定的数量或比例是起步，像华为、谷歌、苹果公司那样提高研发的有效性是更上一步。
　　特斯拉汽车、iPhone手机等已经让中国企业看到，先进的制造业正变得越来越软。如果我们还把特斯拉与福特、通用这类传统车企相比，就很难理解其股票市值在一年半时间增长16倍这样的事实。在制造和装配的背后，最终决定特斯拉、蔚来们谁能胜出的，将是智能驾驶、物联网、数据和软件。
　　这里所说的软，就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整个过程中，纯粹制造环节所占价值量日渐变小，而由研发、创意、设计、品牌、技术、消费场景创设、消费者体验等创造的价值量占比越来越大。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其新著《创造新需求》中所说的软价值，就是对此比较全面的分析。
　　研发、创意的产生都是不确定的，它来自于人的创造性思维，有时是异想天开，有时是偶然所得，因此，企业和社会要解决的，如何吸引、聚集更多的研发人才，并创造相应的环境。04创新需要不一样的制度环境
　　关键技术卡脖子，似乎表现为企业和政府财力投入多少、技术攻关难易这类问题，本质上却关涉基础科学研究、教育体制等，过度强调自力更生、加大投入，对少数产品可能有效，多数时候并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历史经验也提示，进一步对外开放，改革科教体制，完善产权保护是更可行的路径。
　　短缺经济时代，中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人口、土地等资源优势，引进先进技术，实现了中国制造的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过程靠的是学习模仿，靠的是企业家的套利活动，而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唯有依靠创新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英、美、德、日等国成为制造业强國，靠的是一批创新企业家的引领，他们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原材料、新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甚至创造了新的产业。而中国企业家到目前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产业，这是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张维迎的观察结论。
　　在5G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的华为公司，对研究人才和颠覆式创新有切身感受，年度研发支出超过中国多数省份。其创始人任正非去年访问国内多所名校时，所强调的正是基础研究、前沿学术研究、关键技术领域等。
　　这类企业研发和创新活动，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比学习模仿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更高的要求。企业家、创业者只有在具备长远打算的前提下，才会专注技术突破，以恒心经营企业，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私有产权和人身权利的制度基础、法治社会，放松管制，让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资本能够平等获得各类资源要素。
　　软性价值在中国传统制造业和其他产业中占比上升，以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来满足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精神需求，这样的新供给源自企业创新活动，实践并完成这个创造新供给的进程，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才可能跨入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