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摘要：洋务运动兴起于内忧外患之中，其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思潮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既有对传统的自信，也有对致用之术的向往，是这两种复杂思想认知的结合体。
　　关键词：内忧外患；洋务运动；中体西用
　　19世纪60到90年代，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中国的统治者阶层开始了地主阶级体制内的改革，这场改革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举办了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新建新式海陆军、新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等洋务事业。他们的这种学习西方以求自强御侮的活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洋务运动。而指导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中体西用。
　　一、洋务运兴起的时代背景
　　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内乱，使得统治者阶层穷于应付并不得不借助外力以期荡平。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国家从海上直入都城，并迫使清政府再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晚清政府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在解决了内忧外患之后，晚清的统治出现了暂时的稳定，并由此而被上下臣工谀颂为同治中兴。经历内忧外患的统治阶级阶层在见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后，开始意识到中外之间的差距，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和西学的重要性，因而一批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实力，即我们后来所说的洋务派。
　　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恢复了对传统的自信；另一方面，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却使他们又一次暴露了自身的虚弱。自信力要求清政府发扬传统，以稳固其统治；虚弱却告诫他们中国必须有致用之术，以抵御外敌的入侵和欺凌。因此，在这思维模式下去寻找致用之术，而有了洋务运动。
　　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指导洋务运动的思想，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可以归结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为中体西用），这是一个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命题。清政府在战争的教训下深深体会到西方坚船利炮的所向披靡，因此应学习它，但另一方面自强的目的又在于防止、解除内忧外患，从而确保帝国的传统安全。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历史境遇中，中学与西学、传统与西文的关系的思考被提上了日程。于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形成以振兴国家为目的的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的文化学术基础即著名的中体西用思想。
　　大家可以看出，这一命题里包括两对概念，中学和西学，体和用。所谓中学，也就是封建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西学主要特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其他先进科学技术，即所谓的长技。所谓体，就是根本，所谓用，即服务。串通起来，中体西用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简要的解释：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为维护和巩固这一制度服务。用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命题，既体现了中学与西学的结合，也体现了中学与西学的区分，中学用以治身心，西学用以应世事。
　　关于中学，是封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中国封建统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内在本质。而对于西学，人们的认识和汲取，是一个艰辛而曲折的过程。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大体经历了艺（器物）政（政制）教（文化）的嬗变过程。〔1〕
　　西学是随着十六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布道和翻译这一活动而来的。早期的西学，传习的范围很窄，限于宫廷和少数官员，后又中断，西学成为资本主义新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已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但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中国人对它的认识仍很不稳定，随着视野的扩大，西学的内涵不断调整、延伸，大概有以下几个进程：最早或可追溯到魏源和林则徐的师夷长技思想；经过鸦片战争，继之以第二次鸦片战争，最使他们震慑的还是来自西方的那些坚船利炮，他们领会的西学就是这种长技，值得师法的也限于这种长技，至于其钟表、西琴、玻璃等工艺品，都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奇技淫巧。当时魏源说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要算是发人所未发了；七十年代，围绕着军事技术摸索西学，讲求格致之学。徐寿曾说：格致之学必籍制器以显，而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阶。〔2〕七、八十年代，由开办军用工业的求强进入举办民用工业的求富。薛福成、郑观应等人认识到工业是商业的基础，格致又是发展工业的前提，对西学的要求也随同洋务企业的扩展而扩展，并视声光化电为西学的精华，并广译西国有用之书；然后是由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政治教育体制。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即已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这是几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一是说议院制的优越性。二是承认西学自有本末。与此略早，王韬、郑观应也已憧憬君民共主的议院制。至于个人，有的认识较多，在时间上和涉及的范围上是交错出现的。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张树声在1884年病危时的遗折中不仅提出了西学的有体有用，也指出了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即其体；不仅对前只求西用表示不满，而且毫不隐晦地寄意于西体。西学的内涵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人民思想认识的提高而不断的明确和完善。
　　三、中体西用成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原因
　　关于中体西用这一思潮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缘。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选择的思潮，它的兴起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事实上，以‘差距体认为特征的文化选择刚刚兴起，但还没有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时候，它就让位于中体西用的文化思潮了，这本身就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所决定的。〔3〕
　　在洋务派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尽善尽美的，西方国家的制度比之不及，不能改变这个根本。李鸿章有一句话最能概括这一观点：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4〕不仅李鸿章、奕等人，甚至整个封建统治者阶层都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呢？这是基于长期自闭所产生的民族虚骄，是华夷天下观下的正常认知。可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中，他们切身的感受到西方的强大、厉害，中国抵不过。如李鸿章在与英法联军联合剿杀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到英国的落地开花炮，觉得真乃神技也！惊慕之情，溢于言表。那怎么办？就学习！可学习什么呢？奕訢的一句话最具有代表性，他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而李鸿章的另一句话可为这一认知的有力佐证。他说，中国之于西方，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5〕一个独字，把我们学习西方的内容完全限定在一点上，即火器上。一个万字，证明了他们认识到中西之间的差距非常巨大，必须学习。从落伍感出发去寻找中西文化的差别从而主张应该向西方先进的东西学习的那些新人不同，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根源于列强侵凌的忧惧感而唤起的危机意识。洋务运动是在自强的呼声中兴起的，于是自强便成为这一运动的宏观文化要求。自强文化努力被具体化为中体西用思潮，它构成了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维新运动兴起这几十年文化选择的模式。保卫传统匡正时弊的宏愿使他们从危机感中获得了解救的方针，即学敌之所长，以使中国自强起来。
　　基于这样的认知，其指导思想就只能是中体西用了。虽说中体西用后来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禁锢，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
　　参考文献：
　　〔1〕谢放《中体西用：转型社会的文化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03月。
　　〔2〕程芳《徐雪村先生像序》
　　〔3〕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关于中国文化选择的再检讨》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4〕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上海商务印书局，1921年，第35页。
　　〔5〕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上海商务印书局，1921年，第35页。
　　作者简介：杜乐秀（1976），女，历史学博士，副教授，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历史学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