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与牧师

　　一hr德肖维茨（AlanDershowitz）的《魔鬼代言人》里，有一段律师与牧师的对话：
　　如果牧师从忏悔者口中得知他要杀人，牧师该怎么办？他可以将其告发以防止一场命案吗？
　　嘿，亚伯，这可是我最喜欢用的一个假设，我经常用它来向新任牧师讲解保密的问题。
　　那你怎么对他们说呢？
　　按照我们的规矩，这甚至都不算一个问题。牧师绝对不允许揭发别人。
　　那他可以做点什么呢？
　　好言相劝，循循善诱，以下地狱相威胁，但就是不能告发。
　　如果在拯救生命和揭发忏悔之间作出选择，你会怎样做？
　　守口如瓶。
　　甚至不惜以人的生命为代价？
　　亚伯，我知道这对于外人很难理解，我们的工作是拯救灵魂而不是拯救生命。我们只能把拯救生命的任务交给他人。如果我们没能严守忏悔者的坦白，我们将无法拯救灵魂，因为那样的话，没有人会再来忏悔。
　　听起来和律师的观点有几分类似。
　　律师的使命不是拯救灵魂，而是拯救生命。
　　是的，我们不是在拯救灵魂很可悲。我们要做的是为受到指控的人辩护，如果我们违反了保密义务，没有谁会信任我们，这与你们的观点类似。
　　牧师应当如何面对犯罪的告解？律师又该怎样应付罪恶的欲念？相比之前零碎的耳闻，上述对话给出的答案简单而直白，在这里，涉及两个职业的伦理，以及他们在服从职业伦理时，对公民道德的放弃。
　　有关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的话题，历来充斥着小众与大众的冲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做的某些事，譬如对获悉的犯罪予以揭发，却历来是律师和牧师的禁忌。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快乐湖案件，是律师伦理牴牾公民道德的范例。两名辩护律师因拒绝透露委托人犯下的另两宗命案，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甚至迫于死亡威胁不得不迁居。事实上，律师的行为非但不受法律禁止，更未僭越职业伦理，用涂尔干（法语：EmileDurkheim）的话来说，这是道德特殊主义，不易被常人理解罢了。
　　二hr2001年7月25日的《纽约日报》第一版，披露了这样一个案例。
　　何塞莫拉莱斯因犯有二级谋杀罪，于1988年被判刑入狱。然而，因为一名牧师和一名律师的新证词，致已经服刑13年的他得以洗冤，被联邦法官无罪释放。
　　法官丹尼陈认为，当年对莫拉莱斯的判决违反了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他之所以将该案改判无罪，是因为一名牧师和一名律师向他作证说，当年杰西福尔内斯（真凶）分别向他们承认自己杀了人，而莫拉莱斯并未参与其中。
　　丹尼陈法官坦陈：如果获知真相的律师和牧师在13年前出庭作证，任何一个有理智的陪审团都不会判定莫拉莱斯有罪。
　　事实上，直到1997年福尔内斯去世之后，牧师和律师才决定将隐情公诸于世。
　　13年前，福尔内斯打电话给牧师，称有事情不吐不快，于是牧师就去了福尔内斯的家中。他们进行了一次hearttoheart的交谈，而不是一次正式的告解。由此，牧师获悉真凶是福尔内斯而非莫拉莱斯，但一直守口如瓶。在福尔内斯去世后，牧师为此征询了纽约州大主教的意见，被告知披露非正式告解并不违反天主教教义，于是，牧师向法官提交了书面宣誓证词。
　　同样获悉真相的还有福尔内斯当年的律师，出于辩护人的本能，他在得知自己的当事人是真凶后，建议他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拒绝在法庭上自证其罪，这使得福尔内斯没有将真相告诉陪审团。而对于莫拉莱斯的冤情，因受制于为客户守密的义务，律师一直保持缄默。当福尔内斯去世，守密已无价值，加之福尔内斯曾经向其他人披露真相的行为，已然放弃了要求律师为自己保密的权利，致律师的守密义务得以豁免。
　　不难想象，当蒙冤者风一般逃离监狱的时候，牧师和律师已被世俗的唾沫淹没。因为他们的缄默，这个无辜的青年坐了13年牢。
　　三hr有关道德特殊主义，涂尔干做了这样的解释：
　　尽管公共道德把社会公众当成它唯一的基质和器官，然而职业伦理的器官却是多重的。有多少职业，就有多少这样的器官，每个器官都像与社会整体的联系那样彼此关联，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分别处理各自规范的关系。于是，这类道德要比以往的道德显露出更加奇特的性质，我们从中看到了道德的去中心化趋势。
　　职业伦理的特征，就是无关公意对它的看法。一般而言，公意不会对它受到的侵犯行为持有过于迁就的态度，不过，僭越必须只能与职业实践有关，而在严格的职业领域之外则会受到比较笼统的非议。
　　某些情况下，公意并不反感职业伦理，甚至与之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譬如，医生向患者隐瞒病情，这样的说谎，并不被公意视为骗子，盖公意能从此中的反常，理解到符合人性的善意。医生伦理与公民道德的貌离神合，让这个族群的职业实践免去了许多麻烦。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某些职业的伦理取向却未必如此幸运。如上，牧师与律师的知情不举，不仅贻误司法，更致无辜者蒙冤，偏偏在若干年后，又逆袭他们奉为神圣的职业操守，这难免予人一种感觉，似乎说与不说，他们都理直气壮。对于这种近乎孤傲的职业伦理，公意的不买账，便在情理之中。
　　然而，职业伦理的存在，毕竟不是一厢情愿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契合了公民道德的本质。如果说，职业伦理是某种职业赖以生存的基石，那么，这块基石与公民脚下的大地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某种职业，便要接受这种职业的伦理，即使在某些情形下，它会给人带来不悦。
　　职业伦理存在的合理性还在于，体现公意的法律和维护法律的司法，也以特定的方式认可了职业伦理的价值，尽管这种认可，有时候看起来是那么的不近情理。譬如，立法上对特定职业主体拒证权的认可，超越了要求公民承担作证义务的一般原则，其目的是要维护特定职业的社会价值。如此取舍，一如庞德所言，法的功能在于保护大的利益和牺牲小的利益。
　　四hr由于沉冤得以昭雪，人们并不在意牧师和律师道出真情的行为是否有悖职业伦理。相反，对于二人13年来守口如瓶的行为，却诟病有加，最极端之议，莫过于将二人视为妨害司法的罪魁。
　　德肖维茨用角色职责来解读了牧师和律师的知情不举。在他看来，当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某种角色时，就不得不放弃某些选择，包括在公共道德层面作出妥协。事实上，这种妥协无处不在，职业角色的特殊性，让很多人的公民角色变得模糊，所不同的仅仅是，有些职业角色与公民角色的分道扬镳，不似牧师和律师显得极端罢了。
　　这种看似任性的极端，当然不仅仅是假上帝或正义之名，如果没有立法上若隐若现的支持，那些基于职业角色而享有的拒证权，又或负有的更严格的保密义务，难免会在冰冷的司法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与亲亲相隐的境遇如出一辙。笔者注意到，一些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日本等，都在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了神职人员的拒证权；而早在1813年的美国纽约州，就产生了第一个认可牧师拒证的司法判例，并因此深刻影响了美国各州的立法，致牧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拒证权得到普遍认可。
　　律师的拒证权见诸立法，时间更早，源头可追溯到古罗马時期。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极易获悉当事人犯罪隐私的职业，如果不能固守秘密，便丧失了被信任的基础，轻则自污操守，重则殃及人权，因此，大凡崇尚法治的国家，都在立法上确认了律师的拒证权，连中国也不例外，足见波及之广，已鲜有屏障。
　　五hr最后，并非多余，照例得说点除外情形。因职业伦理而派生的拒证权，未必都是事事缄默的理由。譬如，德国刑法第138条规定：律师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有责任公开一个秘密，当他们能阻止特定的犯罪时，比如叛国罪、杀人，或者伪造货币及证券，必须通知有关部门，倘不及时检举，将被处5年监禁或罚金。而类似的禁忌，在一些国家的立法中，同样也及于牧师。如此看来，律师与牧师，在恪守职业伦理的时候，也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趣的是，在管理律师方面，一向以严苛著称的中国，对于律师滥用拒证权的行为，却表现出难得的宽容与仁厚，至少不似某些国家那样，将其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可见我们头顶上的月亮，未必是西方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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