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造反知青生涯琐记

　　我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日闲来无事，忽然忆起下乡之前，一位朋友告诉我，我来插队落户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也算是朋友吧；这人在文革开始时，是很有名气的，当过一个全国性的造反组织的头头，还受到当时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等人的接见，但后来被抓了起来，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又不明不白地放了出来，现在一个林场当农工。他已告诉这人，说我下乡后可能去找他。我插队的这个村子离这个林场还有较远的路。我知道这个林场的大致方向：在远远可以望见的一座山上。我决定去会会这个人。
　　抽了一个空，我向这山上走去。山比较高，不过一路上景色还不错。走到林场所在地，在宿舍门口遇见一个人，我问：言丰生（为尊重他人隐私，此处用的是化名）是住在这里吗？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找言丰生？他在里面。我走进宿舍，里面却空无一人。我很惊诧，回转身来，却见门口答话的那人已走了进来，对我朗声说道：我就是言丰生。这个场面很有些戏剧性，有点像现在某些电视剧虚构的悬疑情节。
　　惊诧之余，我告诉他，是朋友某某介绍我来的，他应该知道。他点了点头。往下说话时，他出语十分谨慎，看来仍然对我的来访存有戒心。在门口问话时，他没有自认身份，大概想试一试我是否认识他。这次谈话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应该是些不痛不痒的话。我没有呆太长的时间，他也没怎么留我，我就告辞下山了。
　　后来我慢慢淡忘了这次走访。忽然有一天，言丰生来到我住的这个村，他是特意来回访我的。这次态度很不同，十分热情。他还拿了两包山里的特产送我，记得其中一包是晒干了的黄花菜。他在我这里呆了大半天时间，我们聊天，主要是他谈自己的情况。过后我猜想，可能是他跟我那位朋友联系了，确认了我的身份，开始把我当作他的朋友。
　　他谈到自己为什么造反，以及在文革初期造反的情况。他说，原先他是公社学校的一名教师，后来他把公社书记女儿的肚子搞大了（原话如此），就被抓起来送去劳教，劳教的地方就是现在这个林场。文革开始后，他为自己的事情到北京告状，要求平反，恢复工作。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他同其他一些上访人员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回到地方后，他接连写下从某某地区打向省委的第一炮、第二炮等一批大字报，影响很大。后来，似乎十分突然，他被有关部门给抓了起来，而这时中央文革也下发了通知，取缔所有的全国性造反组织。大概是上面觉得这些组织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又或许怕其坐大后难以控制。后来他被放了出来，也没有给他任何说法，让他回到林场继续当农工。
　　如果说上次见他，他的举动让我颇感惊诧，那么这次谈话就更加让我惊诧不已：他所说的跟我原先想象的大不一样。我以为，能够成为文革之初的风云人物，一个全国性造反组织的头头，他一定很有政治头脑，比其他人更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其造反的目的，就是为了捍卫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他或许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等等。而他说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造反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改变自己恶劣的生活状况，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在里面。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他走之后，村里有几个人凑了过来，十分惊讶地问我怎么认识他。他们说，当时他在这一带可有名了，曾一次向区里要了10辆自行车，以作革命造反之用。那时的一辆自行车，恐怕要相当于现在的一辆摩托车了。一次能让一级政府拿出10辆车来，这在当时，也算是很有本事了。
　　言丰生的经历让我更深地审视文革种种现象的实质。30多年以后，也就是大约8年前，我写了一篇书评文章，其中一部分是专谈文革的，包含着对言丰生这一类现象的思考。现录之如下，作为本文的结束：
　　文革的始作俑者当然希望用文革话语掌握群众，一统天下，从而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吗？表面看起来做到了，实际上没有；或者说，他们在做到的同时，又催生出许多他们并不希望见到的东西。
　　真正深受文革话语影响的大约有两类人。一类是虔信最高指示，对此深信不疑，盲目地信，类似宗教信徒。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做出这样一副虔诚的样子，实际上真正的信徒并不多，他们多为年轻人。
　　还有一类人联系中国国情认真思考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列主义，他们的文章（大字报、小报）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同于或力求超出文革八股套语的清新语言和有些独特的内容，因此被当局视为异端，影响较大者受到严厉惩罚，下场极为悲惨。虽然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力求突破文革话语，其基本思路仍然在文革语境之中。这样的人也很少，他们之中也多为年轻人。
　　大多数中国人参加文革，积极活动，与其说是受文革话语影响，不如说是受利益驱动，用学术性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本于生存的需要。最早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几乎都是在单位受领导压制的人、四清运动中的下台干部、受过各种处分的人等等，而各单位领导的红人几乎无一例外是保皇派。参加哪一派，保某某人或反某某人，大都不是由于理论上有什么认识，而主要受各自的利害关系、人际关系、情感因素等等支配。那些高举毛泽东语录打派仗的人，一个个心知肚明，其实谁都并不真正相信什么，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完全实用的态度，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拿出什么样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一出来，就尽可能地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等等。
　　文革的始作俑者希望通过运动群众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群众实际上也在利用领导的利用来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学生、知识青年等都希望通过运动来解决自己的特别问题，来改善和提高自己的地位。这是文革能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像三年大饥饿时期被下放到农村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工人）闹着回城，下乡知识青年（文革前的）闹着返城，就是显明的事实。他们也有组织，也是什么兵团、司令部。文革的研究者往往不太重视这些非主流现象，而我认为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质意义。老百姓一旦认清这场运动实际上与自身的生活改变无甚大的关系，马上就变得消极起来，只是应付而已，这时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参加了。
　　顺便说一下，言丰生所在的那个林场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公园之类的。这是偶尔从媒体上获得的一个信息。以后我再没有去过那个林场，也没有再见到言丰生，不知现在他是否仍在那里，生活过得怎样。
　　写于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