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义务教师的故事

　　我叫刘筱筠，四川成都人。原来在一家出版社工作，两年前第一次来到泸沽湖旅游，爱上了这里的湖光山色并结识在这里开茶室的一对重庆夫妇：唐斌、杨竹，成了好朋友。半年后又一次来，更喜欢这里。后来第三次来，准备在湖边休整一段时间，慢慢享受这人间仙境。来到这里后，听这里的朋友讲曾有一位广东女孩阿玲来这里义务教书，心中甚是佩服。于是开始关注这里的教育，也没想到原来在离湖边三十公里外的山里，教育条件是那么的差！觉得世间真的太不公平！于是也当了义务老师。在永宁乡的温泉完小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十个月。期间的酸甜苦辣感受很想让大家知道。因为这里太太太需要大家的帮助，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片贫瘠的土地！
　　这里因为是高原山区，除了泸沽湖边和永宁乡镇，其余的地方人口居住相对分散，自然村分布很广。所以每片村民委员会设立一所完全小学，根据实际情况再下设村小。例如温泉完小，下有十四个自然村，覆盖三千多人口，但是只有一个完全小学，即一至六年级都有的学校，另有附属六个教学点（村小，一至二年级，一校一位老师）其中三个在海拔三千多四千米的高山上。村小距离完小很远，当地的山里人都需要走半天时间。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年纪太小，生活自理能力尚不够，所以等村小学生到三年级才从村小进到完小，住宿学习，每周返家一次。
　　我到温泉完小教了一学期的书，一直想到山上的村小看看，而且有一位广州的游客杨文洁女士给了我四百二十元钱，托我找几个特别困难的学生，她希望能资助他们。这山上三所村小都是彝族村小，我于是在第二学期开学前两天，随校长去了一次。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这一去改变了我很多的计划和想法。而且让我的心情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灰暗到了极点。现在讲起时我的眼中依然有泪
　　那一次上山，两天的时间我们共走了十八个小时。从海拔两千六直到四千米的高度，还只是走过了其中的两所村小。第一所是沈家村村小，这个村子很大，有四百多人口。家访的时候有一位叫刘比火的完小四年级学生，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再娶，但婚后不再管他和他的妹妹，他们唯有随自己的奶奶生活。奶奶年近七十，已丧失劳动力。老人家无力抚养，几次三番赶他们走，两个孩子哭着回来，再赶，再哭着回来。当时家里只剩下一小袋土豆，已经没有吃的了。讲到伤心处，老人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我实在听不下去，跑出来，好容易才忍住眼泪，把随身带的饼干火腿肠全部拿出来给了他们，并把刘比火定为资助生。走到刘家村，用了五个小时，沿途家访，大部分的家庭已经断粮。到了整个永宁乡最高的大窝荡，全组十一户人家只有组长家里还剩下一筐土豆，整个村子里除了一位走不动的老奶奶找不到别的人。当地村小的老师用彝族话问了，才知道所有人都到山里找能吃的草根树皮去了。时值二月，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草根树皮也很难找到。我想给她拍照，她反应过来，一张愁苦的脸突然羞涩地笑起来，用彝语说自己太脏不好意思，让我等等，然后急急地用手理了理头发，才对着镜头露出一张忍受的脸。看着镜头里的她，我的泪水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淌，手也抖得几乎端不住相机，那几位男老师也说不出话来。我们要走的时侯老人家还真诚地请我们留下来吃饭，我们落荒而逃！山里的老百姓太善良了，自己都断粮了还要留我们吃饭！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一路哭着下山。太惨了！政府给这里的救济粮食是每人每年八斤半苞谷面，才八斤半苞谷面啊！这够吃几顿？！而且还要自己下山到乡公所领。天啊！难道这里就这样成为一片被政府遗忘的角落吗！还有一家四口人，家里唯一的一只小鸡已经死了几天，小鸡的尸体静静的躺在小窝棚前，风吹动着鸡毛，两个小孩穿着破烂的衣裳，呆呆地站在小鸡的尸体旁边，唯一的一头瘦弱的小猪也呆呆地陪在他们身边。我们经过的时侯，他们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我无法再看下去，我身上已经没有可以留给他们的东西了，我的心好像被刀割一样，一种愧疚的感觉让我负罪的逃下山来。除了泪水，我再也拿不出什么
　　又走了五六个小时，挣扎着走下山来，我已经瘫了，除了累，更多的是伤心，难过和无能为力的无奈心酸。这种情绪一直折磨着我，让我黯然伤神。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慢慢平静下来。我想我当义务老师，其实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我想我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的情况，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挣扎在温饱边缘的人们，还有这些没有能力读书的孩子们！正在这个时候，香港作家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的作者，他在这里住了一年多，很了解这里的情况，而且也非常关注这里的教育，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和唐斌及以前来做义务老师的广州女孩何晓玲共同成立了摩梭山区爱心助学行动）再次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退休的香港中学校长徐老师。徐老师近十年来一直在做大陆边远山区的希望小学工作。我们一起去了永宁乡的全部十所完小，实地解决了这些学校的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爱心助学行动的其中一项工作。在此期间，徐老师听我讲起山上彝族村小的情况后，当即慷慨解囊给了我元人民币，希望帮助那些贫苦学生。受所委托，我于六月十一日和校长杨小松再次上山。
　　可能是心情的缘故，这次我们走得特快。虽然下雨，也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走上了刘家村。听说我们要上山，村小老师早早地就在等我们。他们三位都是彝族，本分的山里人，实在又腼腆。在刘家村的村小，有两件事让我和校长感动不已。我们带了几十斤糖果上山，分放给学生。当我正把糖和一些文具分放给他们时，学校附近的一位学生的妈妈请我们去她家。当女主人来的时候，学生正下课。全校九位学生每人都从自己分得的糖果里拿出几颗来，送给那位家长。这些学生可能也极少吃到糖果，可他们都不约而同，也没有人强迫命令，自觉地这样做，说明这些小孩子的本性纯朴善良，心中记念着别人啊。见此情景，我们又一次把随身带的干粮和十几个菜包子送给他们，每人两个。当我们走时，这些孩子用袋子把一个包子装着，送我们一程，然后提回家，说是太好吃了，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这时的刘家村，已全村断粮，只有野菜。而这些饥饿的孩子居然能忍住贪吃的小孩天性，让家里人分享！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刘家村大窝荡的五个适龄儿童全部失学。饭都没得吃，还说什么读书！因为有了徐老师的这笔钱，我们决定全部资助大窝荡的五个孩子，并请刘家村村小沈福哈老师代办生活，给他们五个提供免费的三餐，并在学校住宿。在计算生活费时，沈老师还提出，三餐都是大米太贵，改提供包谷面，又经济又不娇惯他们。他的提议再一次让我感到山里人的纯朴天性。
　　第二天我们又走了几个小时赶到沈家村，村小老师沈跃高本人家庭条件很差，生活拮据。见我们到了，找个借口，跑出去借了一只鸡。不管我们怎样反对阻扰，他还是坚持将鸡杀了，口中喃喃的说条件太差，招待不了更好的，十分害羞，更让我心中如五味瓶打翻，很不是滋味。这就是山里人善良好客的表现。沈家村的条件就是三个村子中最好的了，饿饭的人稍稍少些。但当我们走进教室里的时候，学生手中的铅笔却让我泪下：只是细如牙签似的竹枝，插了一小节铅笔蕊。人人手中如此！校长紧紧张张跑出去拿我们带的文具，头撞在低矮的门上也不顾，又一枝枝用刀削好递给他们。唉，好让人心酸！更让人心酸的是，文具发下后，我们听见沈老师在教室里大声说：这是橡皮擦，不是糖，虽然它是香香的。当你们写错字的时候，用它来擦掉这些小孩子一辈子还没见过橡皮擦第三天我们又走了几小时到了安家村小。精干热情的沈国发老师早早就来接我们，帮我们背包。我们不让，他笑说给学生的东西再多他都扛得动。他的学校是三所学校里条件最差却收拾得最干净清爽的，而且他的女生最多有四名。在此我必须要指出，这十多年来，山上村小的彝族女孩因为诸多原因，从未有一名进完小读书的，且小小年纪已婚，承担繁重的家务和农活。山上的条件很差，什么都没有。彝族妇女大多五十七、八岁就病逝，多死于肝脏疾病。在我们家访过程中了解到很多学生都是单亲或再婚家庭，于是造成许多学生流失不再读书，充当放牛、羊娃。在最后一天返校的路上，遇见一些放羊娃，明显的是一些流失生，且都是再婚家庭。问起他们什么时候好玩，都不好意思的说读书。一双双渴望的回忆的眼睛，令我们问不下去了。在这次整个过程中，三位老师在说起困难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说得最多的是学校的校舍、课桌椅、教具和贫困的学生。三位老师都是代课老师，最资深的已干了九年。山上条件艰苦，没有平坝里的老师，特别是正式老师愿意来。就算来了也会想办法调走。要不，很快就变成酒鬼。山上太寂寞了，没电离家远，都是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周围住户远的话，放学后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代课老师每月工资元，还常常因为代学生垫付书本费而领不全。有时还替学生买点文具，给点吃的，买些药。
　　这三位老师最让我佩服。真的，他们本身也不富裕，根本就只能算贫穷，可他们都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拿出一些来用在学生身上。用沈国发老师的话来说，就是看不下去了。因为有些学生太穷了。所以我当时同校长商量，提出给每位老师解决一个小收音机，山上生活真的是太枯燥了。
　　山上彝族的日常生活就是荞面和土豆。我在完小里见到住校的彝族学生一日吃两餐，餐餐荞面粑粑。无糖无盐无油，用水将荞面调成糊状，再摊到锅里，盖上盖，闷一段时间，就是一顿。学生灶里一溜排开十几口锅，揭开锅盖，全是黑黄黑黄的，看得我泪水直淌。到了青黄不接时，好多人连这个都吃不上，就只有饿着不吃
　　我们最后一天下山的时候，沈老师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一山又一山，好不容易请他留步了，走了两个山头，回头看，他还站在学校前面一座山头看着我们，冲着我们挥手。我无法用语言真实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现在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能让我感到一点欣慰的是，我能够把这些实际困难罗列给大家，希望有心帮助教育的朋友们共同伸出援助之手，来关心和帮助他们。我在此代他们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