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和上海的往事情缘

　　自行车的发明者究竟是谁？史上各种版本的说法很是繁杂。1791年，法国南部的农民曾发明了两轮的木马车用来运输葡萄酒。法国1962年3月出版的《法兰西科学》杂志据此作出结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自行车雏形；但也有人认为，德国的卡尔杜莱斯男爵才是自行车的真正发明人，他最早于1817年制造出一种带有把手的脚踢木马自行车，他在车子前轮上装了一个方向把手，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不需使用马匹来拉动的奇怪车子，也是人们最早见到的自行车的雏形；但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1968年版第15卷）的记载：1839年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叫麦克米伦的工匠，才是蹬踏式脚蹬驱动自行车的发明人，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说法。而当自行车传入上海伊始，它又是摩登、时尚的器物。一夜之间，这种新鲜玩意儿已经成为国人心目中代表西方文明，更是代表着先进和富有的象征。
　　早在20世纪初期，上海这个城市之所以能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除了人们都已知道的多种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和实用的器物自行车的最早出现，也就是说，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自行车的城市，而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市民生活状态都因为拥有自行车而变得不同。据《上海新报》1869年11月24日记载：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不独一人见之，相见者多矣。上海市民因为第一次见到了自行车而兴奋不已。不过，领风气之先的还是以洋人为主，这些居住于上海滩的外国侨民也多是拿它来作为一项健身运动；尽管后来也逐渐有一些华人在使用，也多是一些家境殷实的浮荡少年，以此作为炫耀的物件而已。1884年，著名的《点石斋画报》刊登《西妇善御》一文，叙述上海交通云：以小车、东洋车、马车为多，间有华人乘西人所创之两轮脚踏车者。该还曾罗列了一批上海滩上最早拥有脚踏车的人员名单，分别是：颜福庆（上海圣约翰书院教员）、颜惠庆（圣约翰书院学生）和唐露园等人。他们都曾留学欧洲，学会车技，并将车首先带入上海。
　　上海滩最早出现的自行车，便是德国人卡尔杜莱斯男爵发明的那种款式，即前轮大后轮小，人骑于车上有些滑稽，却也不失风光，而且当时的中国人大都穿大袖长袍，车座高一些，骑行起来倒无衣襟遭卡之虞；但毕竟车辆太少，加之驭车之术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真正的骑车者为数极少。一直到1898年前后，高座车逐渐被淘汰，低座车流行，上海骑车人才开始逐渐增多。而一直沿用至今的链条式脚踏车经过报章的反复宣传，渐渐也被喜静而不好动的士大夫所接受，也开始纷纷到公园游乐场去尝试骑脚踏车的乐趣，并成了他们休闲娱乐的一部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外侨还骑双人脚踏车参加游龙华踏青活动。
　　当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上海则先行沐浴到欧风美雨带来的工业风暴的洗礼，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接对抗的角力场。19世纪50年代上海租界内华洋杂居格局形成之后，生息于黄浦江两岸的中国人，只是短短数年中便开始亲身体验到诸如煤气灯、电报、电灯、火车、缝纫機等各种西方舶来器物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人们对这些物件的心态由嗤之为奇技淫巧转为接受认同。
　　自行车也在此时来到了上海滩。但当时自行车数量极少，寥寥可数，骑行者也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按自行车发展史来看，此时自行车在欧洲也是一个新鲜玩意儿，传入上海也是在整整30年以后，比起电灯、电话一类用了20年时间，自行车的引进速度并不算快。寓沪洋人非常喜欢这种新型机械，一有闲暇就会骑车在外滩岸边的草坪上转来转去，以娱身心。随着上海外侨的不断增多，自行车数量也不断增加，到1897年上海已经有自行车几百辆之多。
　　虽然此时还没有中国人能骑自行车，但中国人对自行车充满好奇。一奇当然是此两轮之物从未见过；二奇是人能够坐于其上，仅凭如此细细两轮居然不会倒地。寓沪文人用竹枝词的形式表达他们对自行车的好奇之心，1898年11月2日的《点石斋画报》上，有人做诗调侃道：冶游子第尽时装，脚踏车飞马路旁。草帽戴头烟咬口，金丝眼镜看娇娘。是当时骑车人生动的写照。
　　1883年，由《申报》馆出版的《瀛寰画报》第九卷的盈联版上，配合图文，发表了一首竹枝词，盛赞自行车制作的奇巧：前后勾联两车轮，不须手挽踏芳尘。另外一首竹枝词则惊奇于自行车的速度：前后单轮脚踏车，如飞行走爱平沙。朝朝驰骋斜阳里，飒飒声来静不哗。
　　1897年，上海租界内接连发生两个爆炸性的新闻事件，激起了中国人对试骑自行车的莫大兴趣。第一桩新闻，来自公共租界为庆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登基六十周年在赛马场举办的一次自行车比赛。由英国商团字林洋行出版的中文报纸《字林沪报》，在其报道介绍了这种比赛用车：脚踏车，乃一代步之器也，前数年，海上尚不多见，至近年来，始盛行之。本届庆祝英皇之日，各西商喜脚踏车之多而乘坐者之众也。
　　第二桩新闻，说的是三个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的美国青年，骑着刚发明的新款脚踏车进行环球旅行，历时532天，行程14322英里来到上海，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三位青年旅行家抵达上海的那天，前去迎接的一百多外国侨民也都骑了脚踏车，场面十分壮观，可见这时上海的脚踏车已经不少。《字林沪报》的另一份中文子报《消闲报》辟出特刊，对三人的自行车环球游做了大量的记载。三人的壮举始于1896年7月20日，起始地为伦敦，由印度入中国，历经汉口、芜湖、苏州等城市，1897年12月22日抵达终点上海。骑行者每到中国的一个城市，都有大批的中国人前往看稀奇。抵上海时，旅居沪上的外国人倾巢出动，骑着上百辆自行车蜂拥出城迎接，一时蔚为壮观，华人观者如潮。
　　如果前一事件只是让国人认识到自行车有马车、人力车所不能及的独特魅力，后一事件则大大超越了国人对自行车固有的认识。仅靠如此单薄的一辆自行车，这3个洋人居然可以行驶如此长的距离，甚至可以环游地球，这对当时国人来讲实在是不可思议。对于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人而言，也开始有很多人迫不及待也想掌握这个神奇机械。
　　由于华人骑自行车在当时还比较少见，沪上各种报纸都将华人骑车当作重要社会新闻来报道。1898年4月1日《申报》以《脚踏车将来必盛行说》为题，在报纸的头版位置刊登社论：若夫不劳膏秣，不损赀财而又能捷若风霆卷舒甚便者，则惟西人所行之脚踏车。查脚踏车之制，不知起自何时，近数年来，沪上寓居西人多喜习此。每日黄浦滩一带，此往彼来如梭织，得心应手，驰行自如。然此旨苟非练习纯熟，则乘坐未稳倾跌随之。西人之所以能从心不逾者，亦系自幼相习，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顾或者曰：西人于游戏之事，每有深意寓乎其间。今脚踏车不过籍以娱畅心神，观耳目。地若平坦，或可任意游行，倘至高下不平之处，未免既有阻碍，亦何必专心习此，而脚踏车之来，且日盛一日哉，则谨应之日是盖未知。脚踏车为用之广也。《申报》此时就大胆地预言了自行车将来一定会盛行于中国。
　　当时自行车全赖西方人以重资自域外舶来，是稀罕时髦之物，主要消费对象是绅商等社会上层人士。当时上海路上已是车水马龙，人若想骑车上街潇洒一游，必先将骑车技巧习练纯熟才行。而沪上诸多名园就成为绅商聚会习车的理想去处。张园是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和游乐中心，自然成为骑车游乐的首选之所。沪上知名居士陈无我所写的《游张园十快》中的其中一快，就是记述他少年时代在园中习练自行车的情形，青草隙地见有多人试演脚踏车，有一人躯体粗肥，见猎心喜，必欲一试。友人苦劝不听，甫踏上即跌下，车即滚倒，此人费尽气力尚未爬起，岂不快哉！1903年秋，张园还举行了脚踏车大赛，赛程是一英里，设有贵重奖赏，参加者不限资格，只要交费五角即可，赛前可先进场学习、练习者不取分文。不仅张园，据《申报》记载，梅、愚两园，尤为脚踏车所荟萃，所乘者皆欧美制，光泽可鉴，点缀于香车宝马间，如蛱蝶穿花，有声有色，其素擅此技者，纵横驰骤，颇有脱于弹丸、御风而行之妙。其技之神，间堪凌驾西人矣。呜呼！吾中国四百兆人手足耳目心里材力，何尝有见逊于西人之处？！
　　此时自行车不仅是件时髦东西，在很多人心中还是一种西化、文明、进步的标志。1899年3月31日《游戏报》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乡农灌田以水车置田畔，两足踏之即能挹彼注此。有某农人一日因事至沪，见泥城桥一带乘脚踏车者络绎不绝，归而告人曰：‘上海一种车子以两脚踏之即能行动，其捷如飞。我裹的车子一样用脚踏，且所踏不止一人，然从未见过有一部能行动的，究竟是何缘故？另一老农掀髯叹曰：‘此即中国人不及外国人之处。现今看来，自行车自然不好和灌水车相比较。但由此故事可见，自行车已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令国人心服。此时骑车的中国人当仁不让地成为追逐时尚潮流的代表，在马路骑车穿行时不免洋洋得意、目中无人。《游戏报》中又一记载，一个在外国人学堂工作的上海青年教师，眼见脚踏车风行，认为此事亦西法之一端，倘不学习乘坐，无以表率，也会被学生所看轻。于是托洋行的朋友也买来一辆，日夜操练。当其能驰骤于康庄大道时，是左顾右盼，意殊自得。即使是马车行来，也不避让，险些酿成事故。即便如此，此人当下却也是不听别人劝说，飞行如鸟而去从故事中青年骑车时的神情行径可见，当时骑上一辆自行车远胜于当今开一部涡轮发动机的法拉利跑车，实谓一桩台型扎足（沪语：意为很有面子、风光十足）的事情。当时的上海著名报人包天笑在自己的《钏影楼回忆录》一书中，记载了他初次见到《申报》主笔陈景韩时的印象：有两个印象，一为脚踏车，一为烟斗。我常笑他：他属于动静二物，动则脚踏车，静则烟斗。他不坐人力车，脚踏车又快、又便、又省钱，随心所欲，往来如飞，文学家称之为自由车这二位，后来一起主持出版《小说时报》（月刊）曾名噪一时，而彼此的相识，也是从自行车开始的。
　　当然其中不乏逞能的初学者，骑车出洋相。就像现在的报纸喜欢刊登一些花边消息一样，那个时候的上海，倘若哪里有某个愣头小伙子骑车跌了个狗吃屎，常常会引来一些报纸以重要版面，以社会新闻方式加以报道。1898年1月28日《申报》之踏车倾跌为栏，做过这样的报道：前日四点余钟，有一少年乘脚踏车从新闸向西正在疾驰，适有载货板车一辆停于路旁，少年欲从路侧向前，不料偶一不慎，竟致跌入小浜中，浑身泥污，不啻落汤之鸡。旁观者咸鼓掌大笑，而少年则连呼晦气不止。
　　清末民初，自行车在一般人眼中尚属奢侈品，很多时尚女子或是风月场所的货腰女性，常以到照相馆中拍一张骑车照来向人炫耀。那个时期，上海青年中用自行车作为道具来显示其追逐时尚流行，几乎成了一种外在的标志。《画图日报》之上海社会现象刊载一幅题为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的水彩素描，配文讲道：自脚踏车风行沪地，初为一二矫健男子取其便捷，互相乘坐。近则阁楼中人，亦有酷喜乘坐者。每当马路人迹略稀之地，时有女郎三五，试车飞行，燕掠莺梢，衩飞鬓颤，颇堪入画。而那些青楼女子招摇骑车的曼妙身影，更是引领了很多家境殷实的良家妇女也开始学着骑自行车。宋氏三姐妹之一的宋霭龄在其10岁生日（1899年）的时候，她的父亲宋耀如送了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日后，宋大小姐时常骑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去街上游乐。
　　自行车在上海最早大众化
　　根据英国驻沪领事馆贸易报告资料反映：1897年度上海进口的自行车及零配件总值为1万英鎊。首先来到上海市场的是美国产的自行车，有几家出名的英国商行在这里开设代理处。报告编制人、驻上海的代理总领事满思礼则认为，中国人也开始骑车，因而看来随着中国内地交通的改善，最后很可能会产生大量的自行车贸易。
　　1911年，上海邮政总局从英国购买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是自行车作为一种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开始第一次投入到城市公用事业之中；自此，上海滩上的自行车开始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公用自行车一直是许多特殊行业的必备工具之一。1933年，自行车进入上海所有的电影院内，作为一种特殊作用，成为电影跑片员的交通工具，当一名普通工人也拥有了这样一种价值不菲的工具，并能成为他（她）日常使用的代步工具时，便标志着自行车的普及程度进入更加大众化的层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行车已成为上海中产阶层所拥有的经济便利的主要交通工具。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众多机关，为提高办事效率，纷纷为属下员工配备标志、颜色统一的自行车。私用作代步工具的自行车消费者逐渐扩展到各洋行里的职员和洋学堂里的学生，当时的贵族女校如墨梯女校、中西女校等，自行车已成为流行的代步工具。上海街头上的自行车渐渐多起来。
　　当时《新闻报》《申报》《上海新报》等各大报纸中，许多版面都遍布着自行车的广告，售卖广告语中也由商绅乐步的玩物转变为大众乐见之代步工具等等词汇。得利车行兜售的英产海格利斯自行车，其广告语为：构造特殊、起乘安全、风行全球、到处欢迎、用以代步、经济便利。自行车提升了人们的行动能力，扩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在上海人生活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洋学堂里上学的学生、洋行里上班的职员，当然也有送外卖的伙计、投递信件的邮差等。总之，自行车已经在上海百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了。一生在上海从事中医的周仲英先生，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候骑自行车的经历，道：假期或者是周末，我们约些朋友一起到公园里去玩或到郊外去旅游的时候，就骑自行车。一人一部，都有的。‘三枪、‘飞利浦较多数，‘兰苓最最多其实上海人最喜欢‘兰苓这个牌子。大家骑许多车子一起哄出去，很热闹！
　　孤島上海，自行车独有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汽油供给受到了严重限制，汽车数量大幅度缩水。电车也因为战争破坏关系，缩减了大部分线路。上海市区的交通任务，除人力黄包车、板车外，几乎全部由自行车和由其改装的三轮车来承担，这种三轮车因为常被市民小贩用来装载菜品贩卖，特别是用来出摊卖海鲜，当时的海鲜又以黄鱼居多，故后来上海人称这种三轮车为黄鱼车。
　　自行车作为不需任何能源就可通行无阻的轻便交通工具的优势显露无遗。不仅如此，自行车可以驮物的运输功能此时也被开发出来。同昌车行在《申报》的广告写道：各商店经理先生注意：宝号每逢收账送货，既觉麻烦又恐危险。此两难题惟用同昌飞人牌脚踏车可解决之，用以收账不独事半功倍，又免种种意外；用以送货则手续简便、时间节省。同昌飞人牌系纯钢国货脚踏车，坚固耐用，经济便利，诚各商店之需要品也。不仅是市内商号收账送货，因战争期间上海本市与郊区遭受封锁，各地单帮商贩都是依赖自行车以运输物资。自行车需求更是与日俱增。
　　战争期间，上海下层民众有出行之需，对自行车却无力购买。这使得自行车出租业务应时兴起。那时的许多自行车行有专供人学车的出租车，一只角子一个钟点（相当于1毛钱）。出租车辆通常是流行的26寸两轮脚踏车，规模较大的车行业备有24寸、28寸的脚踏车和专供少年儿童学习用的小脚踏车和三轮脚踏车。上海的老电影人沈寂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出租这个行业，在上海30年代汪伪时期已见有，当时因战事紧张，汽油严格控制，即使仅有的公交汽车也多用木炭为动力，民间更无力购置自备汽车。而脚踏车也因为资源困难，价钱即贵，很少为私家占有，于是私家脚踏车租赁行业应运而生。开始车行租赁有论小时和天数计算，后也有包月租赁，所付押金不等，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很大的行业。此类车行在1955年私营资本主义改造前仍见有。
　　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大量难民产生，上海人口数量也随之持续猛增，至1949年已达545。5万人，比1945年净增208。5人。大量移民为生计所迫需要东奔西跑，于是就成为自行车销售的新增市场，自行车也随之大量增加。根据上海市公用局的一项统计，1946年上海有自行车10。8万余辆，到了1947年，就变成了20余万辆。一年内上海就净增自行车近9万辆，人均自行车保有量1947年也已达25人一辆。巨大的市场空间刺激下，上海自行车厂家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但这四年中，上海物价一直处于异常不稳定的状态下，自行车厂商也乘机作祟，自行车的物价是一天一变，严重影响到自行车的销售。
　　新时代，自行车从金贵到普及
　　传入伊始，自行车是摩登、时尚的器械，在中国人心中自行车代表着西方文明，代表着先进和富有。那时骑车上街的人脸上写满了自鸣得意的神情。时移世易，随着上海民族自行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和上海城市经济的不断繁盛，自行车的价格已不再是高不可攀，自行车也逐渐由社会的上层下移到社会中下层人士。骑车的人数不断增加，骑车人的身份也变得多种多样，有赶往上班的城市职员（白领），有匆匆上下学的学堂学员，有执行任务的巡逻警察，还有满街游逛的送报员和邮递员。自行车此时早已不再是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玩意，而是普通上海城市居民的出行代步工具。自行车工业、商业和修租业等形成的产业能量，还为十余万上海人提供了就业的饭碗和生存的空间，相应养活的社会人群数目更为巨大。自行车在上海的普及和推广所产生的意义绝对超越了自行车本身。上海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市民生活状态都因为拥有自行车而变得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努力下，通过公司合营、统购包销等措施，自行车工业和价格才告稳定。1955年6月，《国营商业牌价掌握分工制度》规定：商业部掌握自行车零售价；中国百货总公司掌握进口自行车零售价。到1962年3月，国务院批准自行车在上海实行高价政策之前，上海自行车厂及上海自行车三厂出产的永久、凤凰牌各型自行车价格都是维持在150元上下。由于建国初期实行低工资制，一直到1974年工资调整开始前，上海老百姓的人均收入普遍在10元上下。自行车对一般上海市民来说又变得高不可攀。
　　从传入中国到眼下成为极其普通的代步工具，自行车见证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变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有的自行车配给供应制度被彻底废止，自行车基本得到普及，使用的群体以及社会阶层逐渐开始下移和扩展，自行车表征意义和实际作用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