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银行业危机还有多远

　　【摘要】2015年以来，以大型银行为代表的欧洲银行业经营表现不佳，呈现出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端倪。有人认为这是欧洲银行业经历的转型之痛，是上一轮金融危机的余波而非下一次金融危機的征兆。但实际上，后危机时代欧洲债务危机从未彻底解决过。从金融史上诱发银行业危机的原因分析，当前欧洲银行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大幅提升源于当前欧洲的宏观环境、银行业的盈利模式和资产结构以及新资本要求下欧洲银行业监管趋严的态势。欧洲银行业正在成为新的风暴眼，以意大利银行业和德银问题首当其冲，引发了外界对欧洲发生银行危机的担忧。
　　【关键词】银行业危机；金融风险；银行监管；国家救助
　　一、两大风暴眼蕴含较大金融风险
　　（一）德意志银行会是下一个雷曼吗？
　　在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欧洲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交出了2015年巨亏68亿欧元的难堪业绩。今年7月27日，德意志银行发布的财报显示，一季度净利润同比锐减逾60至2。14亿欧元；第二季度净利润仅1800万欧元，同比锐减98，营业收入74亿欧元，同比下滑20。就在这时，美国却背后下刀。2016年9月，德意志银行因在危机前销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过程中隐瞒信息，美国司法部拟对其开具140亿美元罚单。在这一困难阶段，要支付如此巨额的罚款对于德意志银行来说可谓火上浇油。受此巨额罚单影响，当日，德银在欧洲市场的股价暴跌8。5，同时也引发了欧洲银行股的集体抛售。整个欧洲的银行业一片风声鹤唳。这意味着整个欧洲银行体系面临着系统性的危机，将接受生死考验。这对于饱受经济增长和难民问题困扰的欧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作为欧洲最重要银行之一，德意志银行尽管面临巨大困难，但仍然是欧洲银行业的主心骨，不存在救助等事项。而此前IMF曾明确指出，一旦德意志银行发生风险，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将相当巨大，甚至把它列为系统性风险最高的全球重要性银行。德意志银行面临的问题深刻体现了欧洲银行业遭受冲击的广度和深度。一时间，德银可能成为下一个雷曼的预言遍布业界。德国的银行系统，正处于风险漩涡的核心。
　　（二）意大利银行业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一年来，英国脱欧引发的对欧盟经济前景的担忧加上负利率对银行盈利能力的侵蚀，使欧洲银行业普遍承压，而资产质量较差的意大利银行更是欧洲经济上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其贷款坏账率高达17，已经成为引爆整个欧洲银行业的火药桶。而原本就脆弱的意大利银行业进一步制约了意大利经济的回暖，而意大利实体不振也反过来加重了银行业的坏帐比率，成为一种循环。同时，作为意大利主权债的风险敞口最大的法国和德国，又将反受意大利银行崩盘的威胁。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5号，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这是继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的又一黑天鹅事件。短期内会对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形势造成震荡，打击投资者信心，市场动荡，投资者不敢对意大利的困境银行进行资本重组，进而加剧银行业的困难状况。更直接的结果就是意大利银行股价下跌，公债收益率进一步上升，进而影响欧元汇率，造成欧元的进一步贬值。
　　随后，意大利第三大银行西雅那银行再次陷入危机，宣布其50亿欧元的内部纾困计划失败，将在4个月内耗尽所有流动性，亟待政府救助。意大利政府旋即通过200亿欧元救助法令，其中将65亿欧元拨备西雅那银行用于弥补资金缺口。新的救助计划似乎能填补缺口，缓解眼下的银行业的挤兑困境，短期内稳固银行体系。但根据高盛预计，该国银行业的资金缺口远远超过200亿欧元，政府的救助计划只能解决燃眉之急，避免让散户承担损失，想要解决银行业的普遍问题还需要更有效的改革方案。
　　二、欧洲银行业缘何内忧外患
　　2016年，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就欧洲外部而言，美联储加息对深陷银行业困境的欧洲局势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作为本轮资本重新分配的最大牺牲者和受害者，其只能接受财富大量外流的命运。欧洲内部更是积重难返。经济乏力、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等多重挑战使得欧洲极右思想滋生、民粹主义风行，一些极右政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迅速崛起，而其宣扬的排外、疑欧和民族主义正在对欧洲政治生态带来重大影响。展望2017年，欧元区注定有一个繁忙的选举年，不确定的气氛可能持续弥漫整个欧洲法国、德国和荷兰都面临大选，逐日上升的反政府势头和不安情绪，也将威胁主流领导人。另外，英国脱欧谈判将继续主导政治话语，这些事件都将考验欧元区的复苏动力。据IMF统计数字显示，欧元区2016年经济增长为1。6。随着欧元区的内需减少、通货膨胀上升，再加上政治气氛的不稳定，可能将限制经济增长的速度。据估计，2017年欧元区GDP增长可能只有1。4。整个欧洲经济衰退氤氲不散，究其原因分析如下：
　　（一）欧洲宏观环境不利于银行业复苏
　　一系列突发的短期风险事件，既加剧了短期市场波动，又深层激化了欧元区金融市场的长期风险。对于欧元区银行业来说，宏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其稳定性，银行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及压力依旧不容乐观。欧洲银行业本身的盈利模式和资产结构也存在问题：不良贷款率颇高，资产负债表机构问题突出，违规经营、价格操纵带来罚款、诉讼不断。但银行业的问题只是欧洲经济的侧面反映，影响欧洲经济持续复苏关键在于欧洲经济结构调整慢，缺乏像美国那样推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面临政治、经济、政策等多个维度的挑战。为了稳定市场和刺激经济，欧洲央行一再宽松货币，不惜采取负利率政策。而正是这一政策将银行推向冰窟。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刺激经济，增加投资，却不能创造价值，反而容易引发资产泡沫，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压力。负利率相当于是对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进行征税，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压缩了银行业的利差空间，还会导致信贷业务高度竞争，并造成了信贷利差核心利润来源的不断缩水。更重要的是如此低位的利率水平并未有效地激励欧元区银行向实体经济发放信贷，抑或是改善银行资产的市场流动性。
　　（二）新资本要求下欧洲银行业监管趋严
　　监管环境日益严苛也是欧洲银行经营成本提高的一大原因。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资本金要求越来越高，亦加大了歐洲银行业的经营压力。从国际层面来看，巴塞尔协议III大幅提升了银行资本要求，需至少达到风险加权资产的11。515。5。此前，市场预期巴塞尔委员会将在年内完成巴塞尔协议III的修订，这项银行监管新规将将新设不少条款强化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进一步强化银行资本充足率、压力测试、市场流动性风险应对的考量，从而弥补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所凸显的金融体系监管不足。从欧盟层面上看，欧洲债务危机后，欧盟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由资本要求指令四（CRD4）和资本要求规则（CRR）构成的银行资本要求法律是在欧洲法律框架下执行最新的全球资本要求规则。它已于2014年2月1日正式生效，以确保银行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能保持核心资本要求。
　　（三）欧盟与成员国对银行业的救助博弈仍在继续
　　刚进入第一阶段测试的欧元区的纾困新规使得意大利政府注资其银行系统的路径变得复杂。虽然近期意大利政府对西雅那银行的救助暂时尚未遭到欧盟的明确反对，但此前在欧盟峰会上，意大利总理伦齐提出，暂停欧盟的纾困原则，通过政府出资或者承诺担保等方式，向该国银行业注入400亿欧元的纾困资金的计划遭到了欧盟和德国的反对，原因是：欧盟2015年通过的《欧洲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BRRD）监管新规反对成员国用政府资金为坏帐银行埋单（bailout），在纳税人救助之前，应先由银行的股东和债权人进行自救（bailin）。而意大利的400亿欧元救助计划或通过发行国债筹资。欧盟担心，意大利政府干预银行业会有损正在第一次实测阶段的欧盟银行业新规。BRRD成为意大利银行业必须面对的挑战，也因此成为意大利与欧盟矛盾激化的诱因。2016年9月，意大利就曾指责欧盟的《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救助条件太苛刻。内部纾困原则目的是债权人优先选择的途径来消化不良贷款，但就当前意大利银行债权人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内部纾困并不适用于意大利。由于有将近13的银行业债券持有人是散户也就是意大利居民，遵循内部纾困就意味着大量购买银行债券的普通居民财产大幅缩水，由其承担银行的巨额亏损，从而引发挤兑风潮，极易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乃至政治动乱。
　　三、拯救欧洲银行业重在构建问题金融机构救助规则体系和市场退出机制
　　无论是大而不能倒的德意志银行还是岌岌可危的意大利银行业，在遇到危机时政府往往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因为金融机构的危机对于国家金融系统的危害是致命性的，尤其是金融机构破产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强大的负面影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承受的。一旦金融机构陷入流动性或支付危机时，政府就会选择多种手段避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其中包括国家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国家救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避免金融机构的危机传导机制进而产生系统性风险，具体的制度设计主要有央行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在存款保险立法的基础上建立以中央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为主体的救助权责机构，完善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建立存款保险基金，并以相关立法为依据，形成一系列国家救助的法律规则和救助程序，增加对救助可操作性和救助机构、救助人员的问责性。但是国家救助机制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金融机构的问题，因为国家救助实际上是一种以行政化手段干预金融机构，容易令市场形成大而不能倒、弱者仍能生存的预期，损害市场的竞争环境，同时还可能带来金融机构本身及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问题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化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负担，要求银行在接受重组或资产保护措施之前制定出一套完整的重组或有序退出计划。
　　首先需要完善金融机构生前遗嘱制度，即金融机构以自身面临倒闭为前提提交生前遗嘱，处置当局或以此为基础制定并在必要时实施处置计划，以促使机构恢复日常的经营能力，或者实现部分业务功能分拆或机构整体有序关闭的制度安排，旨在迫使银行就如何应对资金短板或流动性紧缩作出说明，在没有纳税人救助的情况下如何度过危机。让这些大而不能倒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立下生前遗嘱，一旦它们无可救药，就立刻生效。其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向监管机构提交恢复计划和处置计划，旨在通过业务剥离、出售资产、筹集新资本、改善治理机构等方式恢复其资本，流动性和经营状况，以阻止破产的风险；并建立有序的市场退出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再次，确定责任承担机制，明确监管机构的处置权力和处置方式。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损失由股东、无担保的债权人和不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债权人依顺序承担，避免由纳税人买单。并对问题金融机构的可处置性（resolvability）进行评估，监测董事会和高管、终止或履行合同、股权投资或注资、转移或出售资产、清理债权债务、临时性接管等。最后，建立有效的跨境监管合作机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大型金融机构跨境交易频繁，分支机构繁多，这使得其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单个国家的监管机构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而有赖于跨境监管合作。跨境监管合作主要有赖于各国通过立法消除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的障碍，也可通过跨境金融机构的母国和东道国监管机构间签署跨境监管合作协议来实现。而在跨境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方面，必须确立法律适用和法律冲突规则以及跨境金融机构破产管辖权和受理破产案件法院破产程序及裁决及于哪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