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文学的自由与功利原文及鉴赏

　　文学一向苦于不能自由。阶级要侵略（胡秋原语）它，政治要它为自己服务，社会要求它有好的效益；还有，时弊要它去针砭，生活要它去再现，时代要它去推进；而钱袋，总是笑嘻嘻地想俘虏它做自己的奴仆。在这四面八方的包围和挟持下，文学的自由就如那天空的蔚蓝，看上去很美丽，但要切实地把握它，却比水中捞月还难。
　　于是有人从痛苦的反思中醒悟过来，喊道：文学是非功利的！这可谓一语中的。
　　文学非功利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文学对社会、对阶级、对人民不负有任何责任，没有任何用处。它既不为社会的某个集团或阶层所利用，也不为他们服务，它是超越一切的。这种非功利的文学，犹如行空的天马，它爱怎么驰骋就怎么驰骋，爱奔向哪儿就奔向哪儿。真是自由极了！
　　文学能达到这自由的化境，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但高兴之余，又有点疑虑：完全彻底的非功利的文学是可能的吗？文学倘真脱尽了功利的尘俗，还有谁需要它呢？
　　我于是颠来倒去地想：一个文学家，写了作品总是想发表；发表了总想读的人多；读的人多了作品的影响就大，自然，作家的名气也大，得的稿酬也多。这，不知道算不算跟功利沾上了边？
　　我想，倘使一个作家写了作品不拿去出版，出版了也不发售，发售了也没有人看，看了亦无任何影响这倒是真正的非功利了。然而这样一来，我担心文学家的桂冠要丢在马路边没有人捡，文学家恐怕要不安于位，纷纷投笔从商，文学出版社则只好关门大吉。而且我料定，这样一来，文学非功利和创作自由的呼声也会微弱下去。因为没有了创作的欲望和兴趣，自由不自由，功利不功利，也就不关痛痒，无可而无不可了。
　　诚然，古人有著了书不拿去流布而藏之名山的。这似乎很有点非功利的味道。其实不然。他藏之名山，决不是要让它在山中烂掉，化为尘土的。目的还在于传之后世，寄希望于后人发现它、理解它、赏识它。那结果便是，人以文传，他的大名，也就流传千古了。所以归根到底，他还是没有冲破功利的藩篱。
　　因此我觉得，尽管叫得怎样响，文学要真正做到非功利，其实是很难的。难就难在文学家自身的矛盾。一方面，对于社会，他希望用非功利的盾牌，挡开来自任何方面的要求、干涉、支配和驱使，以保住创作自由的贞洁。另一方面，对于自己，不创作则已，若有所作，即不免生出种种功利的念头。即使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希望自己的作品问世之后能为众多的读者所赏识，所称赞，所喜爱，甚至，能卖个好价钱；即使是一个服膺虚无主义的作家，他否定一切，却决不否定自己的大作。就象庄周，他写了许多文章宣扬无是非观。然而，倘使你起庄周于地下而问之：你的‘无是非’观究属是抑或非呢？他一定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你：我的理论是天经地义，哪有不是之理！事情就是这样，别的都无是非可言，唯独自己的文章却只有是，而没有非的。
　　你说这不是很矛盾吗？当然，很矛盾。
　　而非功利的文学，便在这矛盾中窘得发呆，不知如何是好。
　　毫无疑问，文学应当是自由的。但是至少，它没有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地球而去的自由。片面强调文学的某种功利性是不对的，但因此以为文学可以是非功利的，又大有商榷的余地。说起来，人的一切活动和创造（精神病患者、梦游病患者、不懂事的婴幼儿除外）不可能不包含这样那样的功利性。文学活动也不例外。凡有活动和创造，不是为了这部分人的功利，就是为了那部分人的功利；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功利，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甚至一己的功利。否则，人何必还要活动，还要创造？他满可以四大皆空，遁入佛门，去做和尚。其实，做了和尚，也不见得就与功利绝缘。他不是还得修行参禅、悟道成佛、普度众生吗？普度众生，这可是大大的功利了。
　　功利和非功利的争论，是古已有之的。当年，孟轲先生去见梁惠王。惠王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功利主义者，一见面就问：老头儿，你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轲回答说：何必言利啊，有仁义就行了。孟轲把功利与仁义对立起来，认为只要有仁义就行，功利是不必讲的。孟子的这观点，有人就不赞成。南宋的叶适说得很干脆：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虚语者，翻成现代语，就是空话。
　　至此，我想套用叶适这句话来结束我的杂文：
　　既无功利，文学者乃无用之空话耳！
　　（1987年第3期《现代作家》）
　　赏析这是一篇以驳论为主的文艺随笔或曰文艺杂谈。它所驳斥的是前几年文艺界颇为走红的一种文艺观点要创作自由就不能言功利，言功利就不会有创作自由。文章写得老辣而机敏，深邃而空灵，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杂文可以小题大作，也可以大题小作。小题大作不容易，大题小作也不容易，甚至更不容易。《文学的自由与功利》属于大题小作。文学到底有没有功利？有没有目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文学创作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要在短短1，000多字的篇幅内将这个问题谈深谈透，将文学非功利的错误观点彻底驳倒，显然并非易事。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避开那些一般的理论问题，比如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等等，从人们极易接受、极易理解的常情常理入手，展开论述。一个文学家，写了作品总是想发表；发表了总想读的人多；读的人多了作品的影响就大，自然，作家的名气也大，得的稿酬也多。这，不知道算不算跟‘功利’沾上了边？倘使一个作家写了作品不拿去出版，出版了也不发售，发售了也没有人看，看了亦无任何影响这倒是真正的‘非功利’了。然而这样一来，我担心文学家的桂冠要丢在马路边没有人捡这两段文字看似容易却艰辛。作者采取顶针续拔的句式，紧紧扣住人们极易理解、极易认同的常情常理去推导，将文学非功利的错误观点驳斥得无可置辩，腾挪不得。这里，充分显示出作者举重若轻、舒卷自如的高超技艺。
　　当然，要驳倒一个观点，单靠一两段锦言妙语是不够的。梁启超说过：要建立自己的论点，需要多设想几个难者曰之类。作者是深谙此道的。作品在从正反两个方面驳斥了文学非功利的观点之后，紧接着又堵死了两个可能产生的漏洞，回答了两个可能产生的疑问：其一，你说作家写了作品总是想出版，那么对古人所说的藏之名山作何解释？答曰：藏之名山目的是传之后世；其二，你说文学有功利，那么，对为艺术而艺术、服膺虚无主义作家，以及庄周的无是非作何解释？答曰：倘使你起庄周于地下而问之：‘你的无是非观究属是抑或非呢？’他一定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你：‘我的理论是天经地义，哪有不是之理？’至此，文学非功利这个错误观点被驳斥得再也没有藏身之地了。
　　但是，作者并没有在这里止笔。作品结尾又套用南宋叶适的一句话对文学非功利的错误观点击一猛掌，报以小小的戏谑：既无功利，文学者乃无用之空话耳！这里妙就妙在套用上。如果直接说文学非功利是空话，未免显得生硬，说不定有扣帽子之嫌，这一套用就显得很自然了。仅此一端，也可以看出作者行文的老辣和机敏。同样地，我们也可以套用作者这句话说：套用者，乃借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