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越王墓出土玉器看西汉金属与玉的结合工艺

　　一、南越王墓出土玉器概况
　　1983年，广州象岗山腹中心发现了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墓，保存完好，未被盗掘。经过考古队科学发掘，墓葬共出土了1000多件（套）文物，包括244件精美玉器，其中不乏罕见的汉代玉器精品，涵盖了礼仪用玉、丧葬用玉、配饰用玉和日常生活器用之玉〔1〕。南越王墓出土玉器不仅类型丰富，从工艺角度来看也堪称汉玉巅峰，出土玉器精品采用了圆雕、镂雕、浮雕、线雕、掏膛、活环掏雕等多种治玉工艺，此外还有一类玉器利用高超工艺将金属与玉巧妙结合，既展现了玉材的莹润和灵动，又提升了器物的表现力和价值，使玉器在器用和审美上有了更为复杂的内涵。
　　二、汉以前金属与玉相结合的工艺渊源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先民们已经有意识地将不同材质的材料与玉器结合在一起，由于当时仍处于石器时代，这些与玉器结合在一起的材料多为绿松石、象牙等，如属于良渚文化的玉背象牙梳〔2〕，可谓是玉与其他材料相结合的滥觞。
　　金属与玉相结合的工艺可以追溯至商代，以铜内玉兵为典型。西周三门峡虢季墓出土了一件玉柄铜剑，首次将铁与玉相结合。随着时代发展，战国时这一工艺开始快速发展，更多类型的器物开始出现，典型代表有战国中期河南辉县固围村l号墓出土的云兽纹青玉璜〔3〕。至秦汉时期，金属与玉结合的器物具有形式多样、类型丰富、工艺各有特色等特点，作为西汉时期出土玉器较多的诸侯王墓，南越王墓更是较为集中反映了这种工艺在西汉时期的发展。
　　三、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属与玉相结合的玉器
　　南越王墓出土玉器中，分别出现了铜玉结合、金玉结合和铁玉结合等三种金属与玉相结合的玉器，这三类玉器功用主要是装饰和器用，在礼仪用玉和丧葬用玉中暂未发现此种工艺。
　　（一）铜玉结合
　　采用铜玉结合工艺的玉器在南越王墓中共发现有三件，均为玉容器，这类用于盛放液体的玉容器在西汉出土玉器较为少见，这三件玉器分别是铜承盘高足玉杯、铜框玉盖杯和铜框玉卮，从工艺角度来看，虽同为铜玉结合，但三者不尽相同。
　　铜承盘高足玉杯（图一）出土于南越王棺椁头端，全器由高足青玉杯、托架和铜承盘三部分组成〔4〕。高足青玉杯分为杯体和座足两部分，上下连接处各钻出一个双环形小孔，用一根小竹条作插榫连接；托架由三龙衔一块花瓣形玉片组成，三龙皆金首银身，张口各衔一片花瓣，玉杯杯身置于花瓣玉片中间；托架底部是一个直径20。7厘米的扁圆形铜圈，平置于铜承盘平沿上，玉杯座足与铜承盘之间由木块承托。
　　高足玉杯在秦汉时期贵族墓葬或陵区中亦有出土，陕西西安秦阿房宫遗址出土了一件秦代云纹高足玉杯；陕西西安汉宣帝杜陵陵区发现了三件汉代高足玉杯，且其中两件杯身上镶有金箍；广西贵县罗泊湾l号汉墓出土了一件勾连谷纹高足玉杯〔5〕。这几件高足玉杯从外形上看与南越王墓铜承盘高足玉杯的玉杯部分非常相似，应为同类器物。但这几件玉杯的杯体与座足连为整体，南越王墓铜承盘高足玉杯应是在玉杯基础上，另外制作托架、承盘与之组合，并考虑使用的方便性，将高足玉杯上下切割分离，从而形成了这件精美复杂的玉器。
　　这件铜承盘高足玉杯，采用了金、银、铜三种金属与玉结合的形式，金属与玉并未固定连接，只做承托之用，这种套合的组合方式较为简单。
　　铜框玉盖杯与铜框玉卮的外形不尽相同，前者接近高足玉杯，后者则是汉代贵族阶层流行的一种圆柱形酒器；但就工艺而言，均为鎏金铜框架镶嵌玉片的形式。
　　铜框玉盖杯（图二）出土于墓主棺椁头箱中，杯体呈八棱筒形，上广下敛及底再舒展呈喇叭形座足，杯身为鎏金铜制窗棂形框架，框内有浅槽，上宽下窄，宽处嵌入8片长方形青玉片，窄处嵌入5块心形青玉片，杯盖圆形隆起，外沿为鎏金铜框，框内镶嵌一整块青玉，雕琢呈螺纹形〔6〕。
　　铜框玉卮（图三）出土于西侧室，整器呈九棱圆筒形，下卮身由9块玉片嵌在一个鎏金铜框上组成，器腹上部附玉錾，附兽首形三短足，底部为一块圆形玉片，卮盖为漆木圆盖，周边镶嵌有3个弯月形玉饰，盖面中间原有2个玉雕钮饰已缺失〔7〕。
　　杜陵陵区曾出土两件扁平状金箍的高足玉杯，其工艺源头应为釦器，即用金属加固和装饰器物口沿的一类器物〔8〕。与之相对比，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两件玉容器借鉴釦器采用了金属加固及装饰的工艺，同时又采用了全器分格嵌玉的制作手法，这在汉代玉器中极为罕见。其铜玉结合的工艺难度主要体现在：为了防止酒器内液体渗漏，镶嵌时需对铜框进行加热，在铜框受热膨胀时将玉片嵌入铜框的浅槽内，待铜框冷却后收缩，从而实现二者的紧密贴合。
　　（二）金玉结合
　　南越王墓中仅发现了金釦漆卮和金釦象牙卮，并未发现金玉结合的容器，墓中出土金玉结合的器物是一件金钩扣玉龙和一件凤纹牌形玉佩，这两件器物采用了金镶玉的工艺，主要用于残缺玉器的修补。
　　金钩玉龙（图四）由一件青玉雕镂的玉龙和一个金质虎头带钩组合而成，整件器物造型如猛虎咬龙尾，是一件改制玉器。器物原为扁平状S形玉龙，龙头向上，回首张口，龙尾回卷，下半折断，折断处上下各钻三个小圆孔用絲线连缀；金钩系铸成，钩首和钩尾都作虎头形，钩尾为虎头，虎额阴刻王字，底部横穿长方形銎孔，出土时，玉龙尾部下半截套在銎孔中〔9〕，单件的S形玉龙配饰在徐州汉墓中出土多件〔10〕，南越王墓这一件器物应为玉龙尾部断裂后，特制虎头金钩与之组合的改制玉器。
　　玉龙断裂处由丝线穿孔固定，再由金钩銎孔套在玉龙尾部断裂处，金玉并非固定，只是一种套合，其目的是为了遮住断痕，而整器的功用也从玉龙配饰变成了一件带钩样式的物件。
　　凤纹牌形玉佩（图五）为扁平状青玉材质，呈鸡骨白色，双面透雕而成。器身中间为长方框，框内为倒悬的变形凤鸟纹，框外上端为卷云纹，方框右侧雕有一只双足踩玉璧的凤鸟、左侧为透雕璎珞一串，璎珞上饰一变形凤鸟，框下侧雕有高冠卷尾的变形凤鸟，凤鸟卷尾处折断，由两个H形小金桥连接下方一件残缺玉佩饰，这件玉佩饰应为凤鸟造型，头部处有断裂痕迹，下端歧尾卷起〔11〕。
　　仔细观察这件玉佩上下部分，有明顯断裂衔接的痕迹，H形小金桥嵌入上下断口处，重新衔接原本断裂残缺的玉器，上下部分的玉器纹饰无法完全衔接，极有可能是两件残缺的玉器重新加工连接而成。
　　（三）铁玉结合
　　相较于铜玉结合和金玉结合，汉代玉器中的铁玉结合工艺较为复杂，迄今仍有争议。大部分铁玉结合为镶嵌，但是如铁芯玉带钩这一类器物，铁芯置于玉块中间，嵌合紧密，以汉代的镶嵌技术来看难以实现，故有学者提出浇铸一说。
　　八节铁芯玉带钩（图六），青玉材质，整器因铁锈有深褐色斑。通体圆雕，龙虎并体形，由8节玉块组合而成。钩首雕作龙首形，钩尾为虎头形状，钩钮为扁圆柱体。首尾两节镂出圆銎，中间六节有圆孔贯通，一根铁芯在玉块中间串连为一体。由于铁锈膨胀，有两节玉块已开裂〔12〕。
　　这种铁芯玉带钩自战国至秦汉，目前仅发现少数几件：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战国十节铁芯玉带钩〔13〕；河南洛阳市针织厂战国墓出土的九节铁芯玉带钩；河南泌阳官庄北岗秦墓3号墓出土的秦代十节铁芯玉带钩；陕西西安六村堡西汉建章宫遗址出土的七节铁芯玉带钩〔14〕；江西海昏侯墓出土汉代多节铁芯玉带钩〔15〕。这几件铁芯玉带钩均为分体组合式玉带钩，由多节雕琢好的玉块组成，玉块中间穿孔，以铁芯贯穿其中。南越王墓出土铁芯玉带钩由于铁芯氧化膨胀，致使部分玉块开裂，且玉块有深褐色铁锈，但是整体器物保存良好，玉器与铁芯之间衔接紧密，如果先雕琢玉块并中间穿孔再串以铁芯是难以达到这种贴合程度的，因此极有可能是采用了与商代铜内玉兵类似的浇铸方式〔16〕。但是，相较于玉管内浇铸铜液，在玉块内浇铸铁难度更大，因为铁的熔点远高于铜，从这点来看，汉代铁玉结合的工艺也代表了中国古代金属铸造技术和治玉工艺的一次飞跃式发展。
　　玉剑饰（图七）是装饰在玉具剑上的玉饰，一套完整的玉剑饰包括玉剑首、玉剑格、玉剑璏和玉剑珌，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多件玉剑饰。不同的玉剑饰与铁剑连接的方式不尽相同，通过观察主棺室出土玉具剑剑身可知：玉剑首装饰在剑把顶端，多为圆饼形，背面正中多为阴刻凹槽，可嵌入剑茎以固定；玉剑格是镶嵌于剑把和剑身交接处的玉饰，正视为长方形或心形，中部有脊，侧视则为菱形断面，中间穿孔穿过剑身，固定于剑把下方；玉剑璏一般嵌于剑鞘上半部，底部有长方形穿孔，用于穿戴佩系；玉剑珌装饰与剑鞘底部，顶部常有穿孔13个，供剑鞘尾部的榫头插入固定〔17〕。玉剑首、玉剑格与铁剑直接镶嵌，而玉剑璏、玉剑格与剑鞘相连，因此出土的玉剑饰多带有铁锈〔18〕。
　　四、汉代金属与玉结合的工艺特点
　　作为岭南地区的贵族墓，南越王墓不仅上承战国时期的治玉工艺，还充分结合岭南地区文化和中原传统文化，从而融合形成了以玉为代表的多元文化，通过墓中出土的玉器，可以管窥西汉玉器中金属与玉结合的工艺发展。
　　首先，西汉玉器采用金属与玉结合的工艺并不普遍，多在一些极为贵重、做工繁复的器物上可见。以玉容器为例，迄今所见汉代玉容器数量有限，南越王墓出土的五件玉容器中有三件采用了这类工艺。铜承盘高足玉杯在玉杯基础上，结合铜、金、玉和木等材料制作出功能不同、外形繁复的器物，与汉武帝时期所建仙人承露盘有异曲同工之妙，极有可能寄托了南越王赵昧期望长生的愿望，是一件目前仅见的孤品；铜框玉盖杯和铜框玉卮则结合了漆木釦器的工艺特点，鎏金铜框嵌玉片的工艺采用了科学的物理原理，较之杜陵所见金箍玉杯工艺难度更高，而鎏金铜框与青白玉的结合，使得玉器更显华贵。
　　其次，汉代玉器采用金属与玉结合的工艺在具体使用时各有侧重，从制作过程来看，金属与玉结合工艺的玉器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次性制作，即器物在设计阶段即采用了金属与玉结合的形式，南越王墓出土玉器中多为铜玉结合和铁玉结合这两种情况；另一种则为改制玉器，往往是在改变功用或玉器破损时将金属结合在原本完整的玉器上，使之成为新的一类器物，金玉结合的工艺在改制玉器中较为常见，这也是传统金镶玉工艺的初始阶段。
　　最后，汉代玉器采用金属与玉结合的工艺具有多样性：有简单的套合，如铜承盘高足玉杯中三龙简单承托花瓣形玉片，又如金钩玉龙中金钩的銎孔套于玉龙断尾处仅作遮挡断口的美化作用；也有紧密的镶嵌，铜框玉盖杯和铜框玉卮采用鎏金铜框架打造器形，再将雕琢好的玉片嵌入浅槽内，尽管利用了青铜热胀冷缩的原理，但玉片与铜框得以紧密贴合，必定需要前期的严密设计和制作时的分毫不差，难度极高；还有复杂的浇铸，要考虑铁的熔点和玉的最高承受温度，需将玉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再将铁液注入，这种铁玉结合的工艺仅在战国秦汉时期昙花一现，汉以后逐渐消失。
　　总的来说，南越王墓出土玉器中金属与玉的完美结合，体现了汉代玉器的超高治玉工艺，这种技术发展既承接之前的治玉工艺传统，又启发了西汉之后玉器的工艺创作，为治玉工艺的传承增添了一抹高科技的色彩。
　　〔1〕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等：《南越王墓玉器》，两木出版社，1991年，第4447页。
　　〔2〕徐琳：《中国古代治玉工艺》，故宫出版社，2001年，第6265页。
　　〔3〕杨玉彬：《战国玉璜赏鉴》，《收藏界》2012年第9期。
　　〔4〕广州市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
　　〔5〕陈斯文：《玉杯盛云露玉人舞折腰院藏玉杯玉舞人赏析》，《文物天地》2017年第5期。
　　〔6〕同〔4〕，第202页。
　　〔7〕同〔4〕，第269页。
　　〔8〕同〔2〕，第118页。
　　〔9〕同〔4〕，第185188页。
　　〔10〕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77页。
　　〔11〕同〔4〕，第188页。
　　〔12〕同〔4〕，第190、192页。
　　〔15〕魏文华、孔祥仁：《曲阜县发掘两周时期的几座大墓，出土一批珍贵文物》，《破与立》1978年第4期。
　　〔14〕刘云辉：《气韵豪放巧夺天工陕西出土汉代玉器精品》，《收藏》2010年第6期。
　　〔15〕王仁湘：《围观海昏侯一枚老旧的玉带钩》，微信公众号器晤2017年3月25日。
　　〔16〕王琳：《从几件铜柄玉兵看商代金属与非金属的结合铸造技术》，《考古》1987年第4期。
　　〔17〕蒋方亭：《锋芒与温润的交融玉具剑》，《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4期。
　　〔18〕同〔2〕，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