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新从安思远珍藏看犍陀罗艺术的收藏与鉴赏

　　2015年的纽约亚洲艺术周，绝对是一场令全球瞩目的豪华艺术盛宴。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一口气推出连续七天共计十个专题拍卖会，号称拍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亚洲艺术品拍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媒体、收藏家、古董商、学者及爱好者欢聚纽约，录得共计1。61亿美元的历史性成交纪录，其中六场锦瑟华年一安思远私人珍藏就斩获超过1。3亿美元，占总成交额的81，成为绝对的赢家。首个夜场拍卖仅58件拍品就缔造了6110万美元的总成交额，并刷新了4个新世界纪录。
　　在现场观察，拍卖会的人流量达到了历来最高，超过八成为华人，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国内。与其说这是一场艺术品拍卖会，不如说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布置的财富与名流的盛宴。
　　一是收藏教父的名人效应。安思远，犹太籍，战后美国最著名的亚洲艺术古董商兼收藏家。以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豪宅作为陈列馆，融合各种艺术，藏品丰富惊人，俨然一个小型博物馆。他人脉广泛、长袖善舞，周旋在学术界、收藏界、政经界、名流界，是美国上流社会、财富阶级的象征。他被公认艺术品位卓越，融汇中西古今艺术；商业头脑精明超前，紧紧把握商机，引领收藏时尚。他具有多重身份标签：收藏家、古董商、学者、旅行家、慈善家等等。
　　二是精心策划的营销策略。佳士得包装拍卖的，其实是一个国际品牌的叠加效应、一种珍贵的艺术品位和上流社会的财富标准。而这正是中国的新财富阶层趋之若鹜的心理需求。如果按照时髦的互联网经济说法，那就是老品牌通过自媒体的移动性和社交化，将品牌价值放大并精准扩散，从而撬动开发了一个全新的顾客阶层。本次拍卖强调与突出展现安思远的财富地位、艺术品位、时尚风格与人格魅力，而非拍卖品本身；充分利用微信等手机平台，从专业的古玩圈迅速扩散到其他圈子，引起全民关注；精心搭建著名的安氏大宅内景，重现传奇府邸的奢华品味，创造场景式艺术品购买体验；一律无底价拍卖，增强购买、争夺的现场气氛。
　　安思远是一位具有环球艺术视野的鉴藏家和古董商，以融汇中西的艺术品味、时尚优雅的艺术眼光和果断精准的商业头脑，用毕生的执着和热情所建立起来的庞大收藏体系，至今无人能及。
　　1981年，美国著名收藏家克里斯蒂安修曼（ChristianHumann）辞世，安思远当即决定以惊人的1200万美金收购修曼的1600件以印度和东南亚艺术品为主的泛亚艺术，但很快售出半数，其余部分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在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上售出，仅保留了最钟爱的几件。这是安思远古董事业的重要转折点，充分展现了安思远无与伦比的商业头脑与魄力。
　　安思远的佛教艺术收藏的一个显著特点，则是几乎都是早期的佛像。
　　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的崛起
　　在早期佛教艺术中，是没有佛陀形象的。释迦牟尼悟道后，亲身传道45年，他四处游走，宣扬佛法，度化众生，用循循善诱的语言、生动感人的故事、慈悲广阔的心怀、祥和威严的仪态，使众生皈依。这个时候，他是以一个精神导师的形象出现的，乃至80岁涅槃时仍不忘教诲弟子们要以法为师，不要进行个人崇拜。所以在早期的佛教艺术作品中，均以佛陀一生的言行和传奇故事为创作题材，并以各种象征物如足印、手印、法轮、华盖、神树等来暗示佛陀的存在，因为佛法无形无相，故无法描述。在阿育王的全力护持下，佛教迅速传播发展至印度各地乃至国外，他敕令修建的无数用于供奉和纪念佛陀的佛塔更进一步催化了大量佛传与佛本生故事，使佛教艺术内容基本形成，而人形的佛陀最终于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在了犍陀罗的雕刻艺术中。
　　当任何人第一眼看到一尊来自贵霜帝国时期的犍陀罗造像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古希腊的雕刻艺术：高度写实性的风格、完美的椭圆形脸、波浪式向后梳理的卷发、挺拔健壮的身躯、典型的希腊式高而直的鼻子，活脱脱是一位古希腊的美男子。然而这尊造像却是来自约2000年前古印度的犍陀罗地区。正是在这个地区，诞生了可能是世界上的第一尊真正意义上的单体佛陀造像。
　　诞生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犍陀罗佛教艺术，是佛教造像艺术的起源之一，也是一种混合艺术，概括性地描述，那就是从公元l世纪左右开始，以犍陀罗地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一种具有希腊风格（也包括希腊式罗马风格）的印度古代艺术。在直观的希腊一罗马式风格下，深藏着东方式的精神气质。犍陀罗艺术最伟大的价值在于，作为一种强大的艺术范式，它为未来的1000年佛教艺术东传，提供了最原始的灵感源泉和规范，佛教赋予了这种艺术形式深刻的精神内涵。从犍陀罗出发，它跋涉艰难的万里之路，突破了国界、政权、语言、文化的疆域与障碍，沿途与亚洲各地区、种族、文化、语言、信仰之间产生了意义重大的交流，东传沿途的各种民族与文化则赋予了这种艺术无穷无尽的变化与风姿。在纪元第一千年的岁月里，它随佛教的传播来到中国，使中印两个伟大的文明连接在一起，并成为主宰中亚和东亚及南亚艺术的缪斯。
　　前期佛教艺术内容的完善，仅仅是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崛起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三个决定性的因素，那就是犍陀罗地区独有的艺术渊源、大乘佛教的崛起及贵霜帝王的推动。
　　犍陀罗地区的艺术渊源
　　犍陀罗泛指位于现今巴基斯坦北部及中亚细亚的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的地区，曾是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由于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自古就是印度的西北门户，连接印度与中亚、西亚和地中海世界，故历史上一直是各个民族和政权的争夺之地。也因为不同政权、民族、文化、信仰的轮流盘占，使犍陀罗地区犹如大熔炉般充分吸收了不同的美学理念、艺术规则和表现技法。
　　公元前550前330年，犍陀罗是古波斯帝国时期的一个省。
　　公元前327前326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了波斯帝国后继续东征，来到此地后，即以此为其东方领地的统治中心。大量希腊侨民移居此地，带来了希腊文化。在犍陀罗造像出现之前，希腊文化和文明已经在这个地方广泛传播了。一件在犍陀罗地区很常见的用于盛放化妆品的石雕小盘（见左下图），主题是酒神。这类流行于公元前l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的民间生活用具，装饰的主要题材基本全是来自希腊文化，酒神和酒宴场面最多。可见希腊元素在犍陀罗地区已经非常常见了。从公元前的326年，几乎经过了一百多年，接近两百年的时间，佛造像终于以古希腊雕像的外在艺术形式，在犍陀罗这个地方出现了。因此亚历山大东征到达犍陀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他把希腊文明直接带到犍陀罗地区，使著名的古希腊雕塑艺术成为了犍陀罗造像艺术的催生剂之一。
　　约公元前273前232年，孔雀帝国在阿育王统治时期疆域广阔，政权强大。他皈依佛教，并向四周派遣传教使节弘法，高僧末阐提（Majjhantika）被派到犍陀罗地区，使佛教开始于此地兴盛，这是印度佛教与希腊文化开始融合的开端。
　　约公元前190年，巴克特利亚（大夏）希腊人（Bactrian
　　Greeks）征服了犍陀罗，按照希腊城邦的模式重建了塔克西拉的西尔卡普城（Sirkap），使希腊文化更加深入犍陀罗。而佛教也在此地继续发展。国王米南德信奉佛教，传说他曾与印度高僧那先（BhikshuNagasena）讨论佛教教义，后编辑成著名的《弥兰陀问经》（汉译《那先比丘经》）。
　　约公元前85年，中亚游牧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s，《史记》、《汉书》中称塞种人）占领犍陀罗，信奉拜火教。
　　约公元前25年，伊朗北方的帕提亚人（Parthia）占领了犍陀罗。帕提亚人爱好希腊文化，并信奉波斯拜火教（Zoroastrianism琐罗亚斯德教），但后来也受到了佛教的感化。
　　再接下来，就是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帝国（鼎盛时期为公元70250年），真正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就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地图上的犍陀罗守着印度的西北门户，可与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直接接触，其政治、军事和商贸的价值自然十分重要。
　　从以上的犍陀罗历史可以看出，希腊文化、伊朗文化、中亚草原文化、印度本土文化都是犍陀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希腊文化的浸染，促成了希腊式雕塑风格在犍陀罗艺术上的体现。
　　大乘佛教的崛起
　　人乘佛教在犍陀罗地区的盛行，也极大地推动和催生了犍陀罗造像艺术的诞生与兴盛。简单来说，原始佛教认为释迦牟尼是一位伟大的导师，必须遵照佛陀以及声闻弟子们的言教和行持过修行生活，追求自我完善与解脱，修炼至最高为阿罗汉果及辟支佛果的果位。故原始佛教（或称小乘佛教）没有偶像崇拜，仅以各种象征物来暗喻佛陀的存在。而大乘佛教则把释尊看做是一个威力广大、法力无边、伞知全能的佛，并且认为除释迦牟尼佛外，在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有无数的佛。同时，大乘佛教徒把释迦牟尼成佛以前的修持阶段，即在修习菩萨行的阶段作为自己修行的榜样，故菩萨这个概念成为了大乘佛教思想的一大特色。所谓菩萨，即指立下弘大誓愿，要救渡一切众生脱离苦海，从而得到彻底解脱的佛教修行者。与小乘佛教追求自我圆满的自度相比，大乘佛教则以普度众生为修行宗旨，不仅自度，还要度他人，以成佛作为最高的修行目标。一方面是将佛陀的形象无限地神化，一方面是人间菩萨的概念成型，这两个概念促使偶像崇拜的产生，因为信徒们已经不满足于早期佛教艺术无形、象征物的表达，开始渴望和塑造一个可供崇拜的至高无上的神的形象。古希腊人神共相的艺术传统正好成为大乘佛教所要依托的造型形式。很快，佛陀和菩萨们就以希腊诸神的外形出现在了犍陀罗的佛教艺术中。
　　贵霜帝王的推动
　　在孔雀帝国时期，佛教被阿育王派来的传教使节高僧末阐提（Majjhantika）正式带到犍陀罗地区，此后的200多年间，战乱与政权的交替并没有影响佛教在此发展，至贵霜帝国时期达到了高潮。
　　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I，约127151年）是贵霜王朝的第三位帝王，他鼎力支持佛教，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堪比伟大的法王阿育王。他在首都白沙瓦建立起极其壮丽的寺院和佛塔，令来此求法的东晋名僧法显都赞叹不已，他还在迦湿弥罗（又译为厨宾，即喀什米尔）资助过佛典的第四次结集，编成大乘佛教的经典《大毗婆沙论》，使西北印度的富楼沙成为佛教中心。
　　大乘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广泛流行，佛传故事与菩萨概念成熟发展，佛塔崇拜日趋热烈，仪轨形式逐渐组织化、仪式化，装饰佛塔的石浮雕故事图大量出现，最后出现人形单体造像。
　　简单归纳犍陀罗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无形的崇拜，以树、佛塔、法轮等作为佛陀的象征，两边有弟子和供养人，他们在敬奉无形的佛陀。到了第二阶段，佛陀已经以人的形象出现了，但是身处一群人当中。此时大量制作的浮雕石板，用于装饰佛塔。再往后，佛陀终于脱离了群体，以单独的形象出现，成为一个单体的半圆雕造像。因为这些巨大的造像一般是靠着墙壁放置的，所以犍陀罗的造像只是正面雕得非常仔细，背后几乎不作处理，不是一个完全的圆雕。
　　犍陀罗造像艺术风格特点
　　犍陀罗艺术被誉为中西交汇的混合艺术。它根据阿波罗（Apollo）和狄奥尼索斯（Dionysos）的形象创造了佛陀与菩萨的典型样式，但是在造型和装饰的技法里注入了鲜明的内在精神特质，而这种精神特质是完全东方式的。东西方两种同样悠久、丰富而精美的元素，一个足外在形式，。个是内在精神，海伦式的风格更趋向个性化的写实，而东方的神韵则更注重圣哲式的气质，在犍陀罗神秘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前所未订的艺术范式。在早期佛教开始向所有信奉地区和国家传播时，这种混合艺术也随即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从古犍陀罗地区的文化历史背景来看，来自欧洲、西亚、西亚和印度本土的美学思想、艺术形式和制作技法，经过了不断的长期的交流和相互启发，最终都融入贵霜犍陀罗艺术当中，而佛教，正是最重要的核心和灵魂。
　　犍陀罗造像的分期与分类
　　公元13世纪：早期贵霜犍陀罗艺术以贵霜帝国的首都白沙瓦与斯瓦特为中心，以青灰色片岩为材料，石雕造像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产品。
　　公元46世纪：晚期犍陀罗泥塑艺术灰泥泥塑造像始于塔克西拉，稍早于石造像的出现，由于材质廉宜，产量人而快速，迅速向邻近传播，尤其是阿富汗地区。在公元4世纪左右开始兴盛。装饰风格趋向世俗化、女性化。采用模具制作生产，产量庞大。
　　犍陀罗艺术的衰亡
　　公元460470年，白匈奴入侵犍陀罗和旁遮普，烧杀掠夺，塔克西拉的佛教寺院和佛塔被毁灭殆尽。作为犍陀罗时代的中心，塔克西拉再也没有从这个致命劫难中恢复。
　　但其实在白匈奴的破坏之前，佛教已经在本土已经开始苦苦的挣扎，因为印度教开始复兴，和佛教长期处在互相竞争，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局而上。印度教开始复兴的时候，统治者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由于此后好几个国王都信仰印度教，佛教失去了统治阶级的支持，越来越衰亡。而且后期大乘佛教本身及其社团也逐渐失去了活力和宗教精神，教义慢慢走向僵化，为了拉拢信众，开始吸纳符咒和法术当做宗教的基础，并积极吸收印度教的内容。此外，印度教徒也对佛教进行了大量的破坏，迫害佛教徒，破坏、侵占和改造佛教建筑。
　　犍陀罗艺术的收藏
　　对古犍陀罗造像艺术的研究、鉴赏、拍卖、收藏，在欧美和日本已经有超过100年之久的历史。从1849年英国人在旁遮普首先发掘出犍陀罗造像开始，20世纪以来，英属印度、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阿富汗、美国、苏联、日本等国，纷纷组织考古队在犍陀罗及邻近区域进行考古挖掘，因为犍陀罗艺术是中西文化文明交汇的产物，并涉及佛像起源等重大问题，故引起了学者们长达100余年的探究、探讨。犍陀罗造像，早在1930年代开始就进入了拍卖和收藏圈，至1970年代达到了鼎盛，伦敦、巴黎、纽约、瑞士、日本都有极高水平的私人收藏。
　　为什么我们要重视、研究、收藏犍陀罗造像？因为它确实给中国的佛教艺术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和启发。犍陀罗造像的艺术格式，包括佛陀的站立方式、手印和衣袍的形式，传送到中国，变成了我们国家佛教艺术的开端形式之一。这一段佛教艺术的演变史，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演变史，它演示了如何包容、如何吸收和如何融合，一路上的万千变化都是一个字佛。因此，犍陀罗作为佛教的起源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犍陀罗艺术的收藏是最近才被国内收藏家重视的，但在国外，犍陀罗造像的收藏、拍卖已经有儿乎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板块。这里的好消息是因为中国内地的买家还没有出手，所以目前犍陀罗造像还维持在一个非常便宜的价位上，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有价值的潜力股。这些作品所蕴涵的知识量和艺术价值很高，但是还没有被国内的收藏人士所接纳和认识，所以还停留在欧美二三十年前的价格标准上。我鼓励收藏这个门类，因为无沦从文化层面上，考古价值上，还是审美价值上来看，它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但是也有一个随之而来的坏消息。由于犍陀罗造像在五六十年代被欧美人大量收购，所以造似非常普遍，需要我们用心去学习，多看、多了解，掌握它的美学上和艺术上的特点以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