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明朝有多恐怖

　　衣食住行都是规矩
　　回到今天极有关注度的大明朝，成为普通老百姓一枚。那么，一件很痛苦的现实便是：规矩多。
　　如果仅看朱元璋开国时期创立的明朝社会体制，以及那个体制下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恐怕很难把明朝同丰富多彩四个字联系在一起。因为朱元璋所创造的社会体制，是一个等级森严、条令严苛、管理严格、简朴刻板的世界。
　　明朝的规矩名目繁多，衣食住行，样样都有严格的条令，违规的代价很大，稍微不留神就很可能是牢狱之灾。
　　就以穿衣服来说，明朝初期特别是朱元璋统治时代，是一个穿错衣服后果很严重的时期。明朝社会阶层有严格划分，不同等级的人群都有各自穿衣服的规定，一旦穿错就等于是僭越大罪，将被国家处以重刑。
　　但要想不在穿衣服的问题上犯罪，却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以现代人身份穿越到明朝，想要不栽在这条上更是困难。一是要考验自己的背书能力，明朝穿衣服的规矩极其繁琐，从发型到服装无所不包，比如束头，全国的成年男性都要束发，官员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袍，着黑靴。士子百姓要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不得穿玄黄颜色。教坊司乐工要戴青色顶巾，系红绿帛带。女性方面，普通老百姓的妻子，可以允许戴银质首饰并在上面镀金，耳环可以戴黄金耳环并佩珍珠，镯子则必须佩带银镯子。乐妓要戴银角冠，绝不能和老百姓的妻子穿一样的衣服。
　　上面的这些规定，只是衣着服饰规定的笼统内容，具体到穿衣的面料、样式、尺寸、颜色上却更是条令多多。王公贵族和职官，有权穿着锦绣绸缎，普通老百姓家只准穿着素衣绸缎。商人更惨，只能穿绢和布，有钱也不能穿绸子。
　　而具体到官员身上，不同等级的官员，穿衣服的规定也是不同的，官员之间身份的差别，主要通过官服上的图案来界定，官职不同，官服上的动物图案也就不一样。文武官员的服装也有区别。这其中，担负教育任务的教官们，也有特殊的服装，各地教官上任，国家都要赐予衣服，同时学校的训导，也要被赐予冠带。生员们按规定戴软巾，腰系垂带，衣着襕衫。而在生员考取国子监后，则要被赐予遮阳帽，即明朝人所说的举人圆帽以示区别。不同的衣服，标志着不同的身份，我们如果穿越到明朝去，在大街上不用问，只凭路人的衣服，就可判断出其身份职业。而我们如果生活在明朝，在不同年龄段，我们所穿衣服的改变也意味着我们人生的轨迹。
　　和穿衣服一样，吃饭在明朝，也是有学问的。
　　明朝人的饮食在明初也有严格的等级界限，比起元朝末年的享乐风尚，明朝初年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件一不留神就要命的事情。
　　首先餐具就有严格的规定：公侯以及一品二品官员，酒盏要用金制，其他餐具用银制；三品到六品官，酒注要用银制，酒盏用金制；六品到九品官，除了酒注和酒盏用银外，其他餐具必须用瓷。在明朝初年的餐桌上，和穿衣服穿错的后果一样，宴会上摆错一件餐具，也同样是要被办罪的。森严的规矩下，明初吃饭的内容也很简单。
　　比起吃来，明朝人的住房同样体现了森严的等级制。首先是王府的级别，明朝亲王的府邸、正门、前后殿、四门、城楼都要用青绿点金装饰，廊房要用青黑装饰。而王府的规格乃至房间数目，也都有严格规定，亲王如果擅自装修房间，甚至多盖府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重了可以直接被处以谋反大罪。公主的府邸则又有区分，不能用金色装饰。
　　官员的住宅规矩更多，根据不同的品级都有不同的规定，不但外观上区别很大，甚至房间内部的厅堂以及桌椅摆放，规矩也同样的多。外观构造上，官员的住宅里不许建歇山转角、重栏重栱，不许有彩绘图案。厅堂的房间数量，根据官职的大小也有严格区别：一品二品官员家的厅堂，规定有五间九架；三品五品的厅堂，规定有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的厅堂，是三间七架。在屋脊门屋的图案上，更有严格的区别，修错了房，画错了图案，对于明朝官员来说，很可能就是一辈子全完蛋。
　　老百姓的房屋，更是不能超过三间五架，连彩色装饰都更不允许有。对于官员来说，这种住宅规定也是有继承权的，比如某官员官居一品后去世，他的儿女们仍然可以住在一品官员等级的房屋里。如果房屋的图案上，出现了诸如日月龙凤等象征皇权的内容，同样要以谋反论罪。
　　明朝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明朝开国之后，构成了明朝森严的社会秩序。按照明末历史学家谈迁的话说，也正是这种制度使明初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犯罪率最高的朝代。
　　生活在明初的老百姓，有时候一不留神就会犯法。比如穿错了衣服要犯法，朱元璋在位时，曾经有军汉当街踢球玩乐，出汗了为凉快，就把裤腿挽起来，结果一挽裤腿就违制了，接着一群公差上来，把这群军汉抓走，不久后宣判。所有挽裤腿的军汉挽裤腿的脚都被砍掉。踢球尚且那么大风险，处处都要谨慎。如果生活到朱元璋统治的时代，想想都害怕。
　　社会福利好
　　从明初的社会制度上看，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很多方面是很痛苦的。但事实上，无论明初还是明末，做明朝的老百姓，也有幸福的一面福利好。
　　在中国历代封建社会中，明朝是一个社会福利比较高的时代。这个功劳，首先当感谢朱元璋，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别是养济院、漏泽园和惠民药局。
　　所谓养济院，就是负责收留城市中的鳏寡孤独的福利院；漏泽园，就是国家公墓，免费埋葬过世死者；惠民药局，就是免费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
　　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如果城市里发现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是发现了生活不能自理且无人照料的残疾人，那么地方官就要被追责，轻则撤职查办，重则下狱问罪。朱元璋甚至还曾经于南京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无家可归者居住，尽管这项政策，限于封建时代的经济条件，未能全国推广，但也算是一项很大的福利。
　　除了这些福利机构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养济院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会给予大米三斗、库布一匹。以至于许多生活并不贫困的骗子，也假装穷人被收留进来，且赖在里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灾害等情况，对于因此而无家可归者，明朝更免费给予稻种更牛，并赐十五亩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明朝更出台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养老制度优老之礼，即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就要赐予爵位，每月给予生活补贴。
　　这种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3个世纪的凝聚力。即使在部分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时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对待国家依然体现出了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不但明军三军用命浴血拼杀，战前京城的百姓甚至还自发捐钱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战斗打响后，北京周边百姓还有人跳上城头，自发参加战斗，用石块做武器投掷瓦剌骑兵。明朝中后期虽然军备废弛，但史不绝书的，却是明朝北方边境上，边镇百姓常常与驻军合力、死守孤城并击退强敌的佳话。
　　奋斗在明朝
　　如果穿越到明朝的城市，特别是中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里，那么你的生活将是丰富多彩的。
　　明朝的市民文化有多繁荣，看看《明史》上的形容就知道了。由于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加剧，明朝的城市也高度繁荣。人口数量激增，行业鱼目混杂，三教九流云集，在这样的城市里，一个人奋斗的途径，也变得日益多样。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文士，考科举考不上，放到其他朝代，要么做个教书先生，要么回家种地，很可能清贫一生，放在明朝却有许多新的出路。比如可以给官员做师爷，给商人做参谋，甚至还可以去给戏班子写戏。
　　走在明朝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志得意满的达官显贵、衣着华贵的商人甚至连妇女都有许多新职业，比如出入于官宦小姐家的女帮闲等。许多当时造访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认定，明朝城市的繁荣程度远在同时代欧洲城市之上。每一个明朝城市在外人眼里，都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花花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做老百姓，奋斗的内容，也是可选择的。比如如果你要打工，到了一个城市后，首先要找当地的会馆，也就是由你的老乡开的招待所，在会馆登记注册后，就可以白吃白住，然后会馆负责给你找工作，找好工作后就可以合法在当地自食其力，但是，如果你工作不满一个月就自己辞职，后果就是严重的：名声算臭了，在当地无法再混了。
　　明朝城市的工作在当时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可以做工人，做佣人外，就算是青皮混混，在城市里也有行业青手。这个职业有两个业务，一个是打人，比如收人钱财后替人修理人；二就是替人挨打，比如某人犯了事，要被衙门打板子，不想被打，就可以花钱雇青手替自己挨打，通常挨一次打收费十两，干这个行业，就算没胆量打人，只要能咬牙挨打，也绝对有机会发财。
　　按照当时规定，秀才都有国家补贴，这个到了明末也照样有，但数目300年来基本没变，物价却翻了不知多少倍，这些钱放在明初，足够给秀才养家糊口，放到明末，却连喝西北风都不够。这种情况下，明末的秀才也只好自谋生路，个别没骨气的，就要求人接济，成语打秋风就是这么来的。而有骨气的秀才很多也都转行，最多的是转行做生意。明朝中后期，出身读书人的商贾越来越多，好多还成为了一时的富贾。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商人有了钱之后，第一件事是花钱买一个生员名额，以图有个身份。
　　士大夫阶层有钱有闲
　　而在那个时代里，生活压力最小、既有钱又有闲的阶层当属士大夫阶层。
　　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阶层的特点，一是极端富裕化，二是极端享乐化。明朝贫富差距的拉大，反映在知识阶层就是有科举身份和官员身份的士大夫们生活大多高度富裕，富裕的他们的生活态度也和前人不同。
　　按照沈德孚《万历野获编》里的说法，明末的士大夫们的人生追求就是享受再享受，奢靡再奢靡。比如吃，那是不惜千金，珍奇野味无所不用其极。又比如穿，极尽奢靡。再比如业余爱好，有喜欢流连青楼的，也有喜欢混迹戏班的，这两样在明朝开国时期是绝对不允许的丢人事，到了明末却成为风雅事。
　　明朝士大夫们，常有人喜欢为戏班子写戏，更有人喜欢亲自登台演戏。混迹妓院更是如此，放在明初，官员进妓院铁定是要丢官的。而在明末，官员进妓院，不但是一件风雅事，甚至还是炒作自己的手段，如果能博得某个知名妓女的青睐，甚至抱得美人归，那在官场上的知名度铁定刷刷的涨。典型例子就是娶了柳如是的钱谦益，虽然在当时被骂得要死，结婚的时候花船上一路被人扔臭鸡蛋，但名声算是出来了，后来他一跃成为东林党干将，和这个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