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来潮去读后感精选

　　《潮来潮去》是一本由〔英〕方德万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68。00，页数：4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潮来潮去》读后感（一）：近代海关的历史意义
　　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内容仍记忆犹新，课本中附了一张赫德的照片，标注为英国人赫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高中历史老师评价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赫德成为中国海关的实际领导者，海关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象征，而赫德成为中国海关的领导者，说明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中国进一步滑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中国近代海关一共有四位总税务司，分别是赫德、安格联、梅乐和、李度，前三位是英国人，第四位是美国人，仅从海关的领导者便能看出，中国近代海关确实是被欧美列强把持的，这样的局面是很难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事分两面，一方面，少年中国（晚晴末期主张改革的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少壮派）将海关看成是对清政府尊严的侮辱，国民政府视海关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新中国政权把海关当作是资本主义上层结构的一部分，使旧中国贫穷、落后、分裂、被剥削，而海关本身也在进行剥削。另一方面，近代海关致力于创造一个让各个利益集团都可以使用的有序市场，提供中国与它的多元贸易伙伴间的和平接触，维持一个让所有各方都可接受的中间地带，通过规章和帝国的行政权来抑制暴力和滥用地位及权势，这些也都是历史事实。由此来说，近代海关既阻碍了社会进步，也促进了社会发展，是一个典型的矛盾集合体。
　　最后说说当代海关的历史使命，书中第三章提到海关所立存的磐石则在于促进对外贸易以及评估关税，作者对近代海关立存的意义概括的十分精准。在我看来，当代海关立存的意义或者说是历史使命则在于促进对外贸易、评估和征收关税、维护国门安全三大使命。
　　《潮来潮去》读后感（二）：近代经济的稳定器以及中西观念的交往
　　记得大概三年之前作者在北京海淀区做了一个讲座，叫债市为王，内容简短但是很有吸引力。
　　大体讲的是无论是北洋还是后面的民国，政府的资金主要的来源是债券市场。当时我正在读coble的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对27年之后宋子文主导的财政改革着墨甚多，后者的研究结论正好和前者的讲座内容相契合，因此对方德万研究的这个角度非常感兴趣。
　　为什么是债券市场提供了当时政府的主要资金，怎么形成这个机制的，我一直留有这个最大的疑问。
　　方德万的这本著作既回答了这个问题，也给了我们一个更独特的视角来看到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流与中国经济以及现代经济早期社会形态。
　　主要读后感要点如下：
　　一、近代经济的稳定器
　　a。核心是欧美国家通过现代化形成的综合优势在中国推动的国际自由贸易，贸易的持续以及体量，让海关税收成为清朝乃至民国政府最稳定、数额也最大的税收来源，由此关税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源以及政府借款的主要担保。有了这样一个来源，自然债券市场就有稳定的发债担保，政府只要支持对外贸易与海关，就会得到海关的支持，因此借债成为主要手段
　　加之海关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主导的多国参与体制，涉及到主要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与相关利益，而且英国政府对海关的定位让条约约定的治外法权一开始就没有在海关起到作用，因此海关必须兼顾贸易体系下的多方利益，不管政局如何动荡，只要欧美国家还占有优势，中国就必须维持与其之间的海外贸易，由此海关能在国内政治混乱的年代，借由贸易的问题保持自身的稳定，同时又有欧美国家支持，其将维持贸易的经济环境（保持清政府、北洋政府有充足的还款能力）作为首要任务，从而能够限制政府无限制的发行货币这种最简易的增收的欲望，因此能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文明文化的输出应该说在这点上带有赫德（或者说英国精英阶层）的个人色彩和自身的愿望，不管是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还是赫德，都愿意将海关打造成现代化的专业和高效的典范，并在清政府、外国使馆、商人之间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清晰的定位和权力划分（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以此对抗使馆和外国商人；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以此对抗地方势力；海关直属总理衙门以此对抗地方督抚任命的税务监督）
　　二、被刻意塑造出来的形象
　　尽管海关在其100年的历程中，有70多年都是专业高效著称，但是一战之后，随着英国、法国在东亚势力的衰退以及美国步入孤立主义，同时各个国家在战后为了经济复苏，分别采取了保护性的关税政策，海关背后欧美国家的强力支持的消失以及自由贸易时代的退潮（民国政府开始提高关税，走私大量泛滥，关税增长有限），让海关的作用开始下降，其也开始愈加依赖于中国政府，海关本土化的趋势已经ontheway，作为民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因为受到白银贬值的冲击（铜币对冲机制丧失），海关职员（包括高级职员）的收入开始大幅度下降，在反走私处罚收入的巨大奖励激励之下，海关职员也和当时的官场一样，泥沙俱下。同时一战前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平权），也在海关内部出现。
　　应该说海关给世人一贯的高效专业的印象也是海关人刻意塑造结果（对于老海关人来说，在海关将真正还给中国人的前夕，需要将海关塑造为这样一个形象，情怀使然）
　　《潮来潮去》读后感（三）：外国人控制的海关，一直在维护中国利益
　　近些年，人们对于赫德早已不再陌生，其领导下的中国海关，更被今人誉为是清朝唯一没由贪污腐败的部门。赫德从英国来华时只有19岁，后来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在中国海关做了48年总税务司，得到从一品的太子太保头衔。
　　我们知道，赫德及其继任者安格联、梅乐和、李度，除为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管理海关外，在近代邮政体系的建立、对外事务的交涉、西洋知识的传播、海军舰船的更新等方面，都曾有过不可替代的贡献。荷兰历史学家方德万的新书《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面起源》，即对此做了全面研究。
　　海关是帝国主义侵华工具？
　　毋庸置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赫德等外籍总税务司及中国近代海关的形象，在中国人眼中都是负面的。远的不说，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界重启海关史研究时，赫德和助手金登干还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控制下的海关，名义上市中国的行政机构，实际上是各国共管的侵华据点（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序）。在1987年出版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中，作者汪敬虞对赫德进行了全面否定，指责其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服务西方侵略者。
　　好在随着档案的不断发掘及研究的深入，中国学界对赫德等外国人管理下海关的评价日趋正面，具体可参考傅亮2013年发表的论文《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综述》。方德万的《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在这篇文章中也被提及，只是作者将书名主标题Breakingwiththepast意译为《与过去决裂》，更直接地点出了此书主旨。
　　方德万是一名荷兰人，现在任教于剑桥大学，老师是著有《叫魂》一书的汉学家孔飞力。2007年，大陆曾出版过其代表作《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这本书对战时中国政府持鲜明的同情立场，使用大量原始史料，颠覆了史迪威、白修德等人为西方世界构建的刻板印象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从不肯真心为抗日出力。
　　方德万对于中国海关的研究，同样建立在丰富的中外档案基础之上《潮来潮去》每章后的注释都超过200条，其中引用最多的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共5。5万卷，系第一次被学者利用。此外，同大多数海关史著作不同，方德万没有将全部重心都放在赫德身上，他用全书大约一半的篇幅，记叙1911年赫德去世后，安格联、梅乐和、李度三任外籍总税务司对民国政治的影响。由此看，《潮来潮去》称得上是一本短小精悍的近代海关史。
　　在洋人维护下的中国关税主权
　　中国近代海关建立的契机，是咸丰三年（1853年）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攻占上海，导致清政府设立的槯关江海关为之瘫痪。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认为，若在等待中国海关重建期间停止所有贸易，这会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如果货船不缴关税就离港而去，又是对《南京条约》的违背。他希望通过和清政府合作，重建江海关。
　　江南地区的督抚急于恢复对关税的征收，于是同意在上海任命外籍税务监督，管理洋商。这一经验后来在全国推广，英国人李泰国成为第一任由皇帝任命的总税务司，管理各地海关及其中外属员。在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手上，海关成为一个集权并有纪律的组织。他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如《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将懒散、欺诈、酗酒、经商、受贿等都被严厉禁止，一旦违反，就要受到惩罚。海关在一百多年后还能因廉洁闻名，也在于此。
　　海关在外国人管理之下，但并不受外国控制，赫德曾通令属下：务必一直牢牢谨记，总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而非外国的机构，所以每一个海关官员在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官员时，应严守分际，这样才能避免引发任何可能的冒犯和厌恶情绪。当英国商人违反贸易法则，并援引治外法权，拒绝接受海关处罚时，英国外交大臣及驻华公使是不予支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海关是清政府的下辖机构，在中国领土上行使征税权力，英国领事无权干涉。美、法等国亦对此原则表示主持，使海关独立性得到保障。
　　得海关者，得天下
　　即使是赫德也不会想到，在他竭力经营之下的海关，后来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命脉，进而决定政权存亡。按照方德万书中的说法，在清政府存在的最后二十年，海关税收已占到全国总税收的3112。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的2亿海关两（海关专用的一种记账单位，约合38克）赔款、3000万海关两还辽费；八国联军侵华后，《辛丑条约》规定的4。5亿海关两赔款，都不是全年国库收入仅8000万海关两的清政府有能力偿付的。这时除向外国银行借贷外，已别无他法，而能作为担保的也只有关税。
　　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任总税务司安格联指示各地海关：现在到了要保护关税以偿外债的时候了，不要使之沦为革命党的军费。利用混乱局势，海关获得清政府同意，在原有征税权力之外，使他们成为关税的管理者和支配者。借用方德万的话说，海关从此成为了一个为外国债券持有者收债的代理人。但是，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都不敢有侵犯海关的举动，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掌握关税，才有可能成为获胜的一方。
　　随着金银比价的改变和一战过后迅速的经济扩张，以及中国停付德国、奥匈、俄国的庚子赔款，海关税收有了结余关余。当时各省大都拒绝向中央上缴税收，北洋政府想要维持运转，就必须利用关余举借外债或发行内债，以至安格联被称为是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伴随海关权势扩张而来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人们对于由外国人掌控中国财政命脉的现状，越来越难以忍受，最终导致安格联被北洋政府强行停职。
　　第四任总税务司梅乐和由国民政府任命，他首次用中文宣誓，并向孙中山遗像和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三鞠躬，意在昭示自己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梅乐和承诺，海关未来不再雇佣新的外国人，这意味着不久后，海关内部将再也看不到西方面孔。当然，国民政府部分地牺牲反帝立场，容忍外国人出任总税务司，也在财政上获得了巨大回报。
　　新政权营建新海关
　　在近代中国，海关的特殊性不仅在于由外国人掌管，更在于它的统一性，如方德万在导论中说的那样，海关在近代中国，是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唯一或近乎是唯一最有权力的官僚机构。对于那些不受控制的省份，国民政府也能通过海关遍布全国的网络，对这些独立地区施加影响。然而，日本侵华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并导致了海关的最终衰落。
　　先是满洲国建立，让海关失去了对东北的控制；紧接着更多领土沦陷，海关被迫一分为二，日本人在沦陷区任命了自己的总税务司，梅乐和的权力被局限在西南一隅。梅乐和要求下属各海关税务司要义不容辞地尽可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不仅是出于对国家及我们所效忠的政府的责任感和忠诚，同时也符合海关的利益和它的古老传统。事实上，梅乐和已经在着手准备落幕，希望海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忠于职守的好名声。
　　梅乐和无力维持战时支离破碎的海关，他的继任者美国人李度在战后同样束手无策。海关在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几次鼎革后，在1949年迎来新的人民政权。最后一任总税务司李度在台湾离职，结束了外国人主宰中国海关的历史。残留的海关组织经过和新政权的短暂磨合，在1952年终结。对于此中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赫德在《潮起潮落》中，有些遗憾地写道，想要以任何细节来复原最后一连串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近代海关研究，或许只剩下这画龙点睛的一笔。
　　刊于百度读家洞见栏目
　　《潮来潮去》读后感（四）：百年兴衰话海关《潮来潮去》中的近代
　　本书书影《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一书读完，掩卷长思，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这本书，是剑桥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现代史教授方德万（HansvandeVen）的一本力作，是他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做有关中国军事历史的研究时，偶然整理的的一批55000卷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时的一本意外之作。作者认为，作为一个不同于清政府、国民党和当代中国ZF的一个视角，考察中国近代海关的兴衰，可以提供一个颟顸帝国艰难现代化转向的另一种侧写。本书主要分出四个个主要部分，分别是赫德时期的海关、安格联时期的海关、梅乐和时期的海关以及李度时期的海关。分别对应了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海关形象。从行文论述来看，本书还是做了大量的数据考察，当然，也引用了很多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所以从历史细节上来看还是非常丰富的。然而，读罢这本书，你能看到的，更加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毁灭，一个遵循弱肉强食的所谓文明世界是如何进行所谓的文明的掠夺。因此，近代海关一直是一种怪胎一样的机构，它只是表面上服从于国家，而实质上是各列强协调利益的一种中介机构，这种中介机构的地位，造就了近代海关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一种中立地位改朝换代，海关不变。这种中立，其实是国家的耻辱。当然，这样的一种中立之耻，不仅仅表现在机构层面，更加表现在近代海关华洋员职数和职级的比例之中，根据陈诗启《中国海关近代史》中的数据，如文末可以看到，19161925年间，华员在近代海关中的无论是职数多少还是职级高低，完全居于劣势。甚至于说的难听一些，这是一个华员当狗，洋员牵狗的机构。不要谈近代海关工资的超然性，这种工资的超然性很大程度上利在洋员，并不存在什么温情脉脉的特殊照顾。从另一方面看，近代海关的税收有近30用于其自身建设，这在任何国家来看，都是十分荒诞的。当然，你可以说这笔钱就是给了清政府也给乱花了不如给有用的人，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观点完全无视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完整性，并没有从深层认识到做狗还得给养狗人工资的悲哀。安格联时期的近代海关情况就更加糟糕了，虽然这时期的海关，华员从职数和职级来看，都在进一步上升，但是这种上升在我看来也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突然成了好人，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在衰落。安格联身上所展现的英帝国主义的气息比起赫德有过之而不无不及，其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民众如同儿童，需要教育甚至于一定程度的惩戒才能使之成长，这种文明人的脏话我翻译一下：安心做狗，学会汪汪。等到梅乐和时期的近代海关，其展现出的与GMZF之间合作，包含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具有一定的正面性。但是这种正面性，更多是出自近代海关作为一个官僚群体的自救，而非出于真诚的维护中国国家统一的民族自决。为了维护近代海关机构的所谓统一，不惜试图与伪满洲国、汪伪ZF开展合作，更加说明这样的机构的本质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代理人。特别要提到的是，近代海关关税的很大一部分收益，其实是用于偿还外债也就是各类战争赔款，后面由于国内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一部分扣除了海关费用、债务偿还后的关余，也未能真正反哺国家，多数助长了军阀内斗。关于赔款本身，1937年，庚款停赔，对，你没看错，1931年后，某空一格君还在履行所谓国际义务对日支付当年的战争赔款。我们应当看到，近代海关之所以充满效率，腐败较少，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机构是一种较为现代的官僚机构，较少沾染老旧清朝官僚机构的陈旧气息，其人才的选拔、使用和淘汰都是较为现代的；另一方面也是本书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方面，在于这个机构成立的最主要目的不过是为了制造一种有序，一种有利于列强进行市场倾销的共治，一种有利于列强安全强索赔款的担保，一种有利于列强进行金融吸血的背书。诚然，在近代海关的发展中，这些一系列有序，从客观上或多或少塑造了近代中国的官僚机构，也兴建了一些海港建筑。但是羊毛是出在羊身上的，这所有的建设，都是近代中国百姓的血汗。因此，我不能同意本书中有意无意暗示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所谓近代海关为中国的现代化起到的作用是正面多于负面的。大家也可以看出这种目的性，使得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列强对于近代中国海关的支持开始逐渐趋弱，以至于最终像一只破鞋一样的被踢开，任由其四分五裂，丧失所谓的中立性。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庚子赔款不再赔付了，因此，担保这种赔款的机构不需要再维持了，至于中国需不需要有效的统一的海关，和列强不再有关。1952年以后，我们的新中国，对这样的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和清算。这样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代理人，终于走进了历史。当然本书读来最让我倍觉新鲜之处也有很多，例如讲到海关草定时期的超低关税税率，并非完全是列强强加的税率，事实上是清朝时期沿海榷关的一种普遍性税率。当然，这里也不能说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无心之失，根据茅海建等学者的研究，中英《南京条约》及后来附约中的治外法权的相关问题，其实是列强的一种外交欺诈，简单来说，就是欺负清朝不懂国际惯例而诱骗，并非完全基于国与国对等协商的性质。在19世纪的世界，世界主流关税税率并非以协定为基础而是纷纷主张关税自主权，这时候出现所谓的超低的协定税率，完全就是一种列强的欺诈或者说敲诈。另一个让我觉得新鲜的历史细节是关于辛西政变时期历史人物的年龄。方德万在书中告诉我们：在1861年，恭亲王只有28岁，慈禧太后比他还小两岁。李鸿章38岁，尽管曾国藩属于较老的世代，但也仅有49岁。这是一场由年轻一代对抗年老一代的政变。赫德此时也不满30岁。难怪这一个年轻世代将会主导未来几十年的政局。人们总觉得英国代表着年轻的西方国家，而清朝则已是一个古老而衰败的帝国，但情况恰恰相反。英国的卜鲁斯57岁，阿礼国52岁，而包令则明显更年老一些，69岁。若是认为辛西政变是儒家老人政治的复位因此没有办法做出改变的观点实际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欧洲国家的工业化、统一化和官僚化，很多也要等到19世纪中期以后，可以说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或者说清朝并没有落后世界太远。特别要提到的是本书没有的内容，就是我们新中国的海关，也就是今天的海关，血脉最早来自于中央苏区，一直伴随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恢复海关机构以后，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外贸安全的守卫者，是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海关。所取关税皆缴国库，再没有所谓30用于海关自身的荒诞之事。更加没有所谓罚没物品收益40归于职员自己的魔幻现实。虽然一路走来历经风雨也跌过跤，但是新中国海关是真正的自己的国家机关。上海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也不再是威斯敏斯特进行曲而是东方红交响曲。希望黄浦江的江水，见证中国的复兴，希望近代海关这样的机构在中国的历史上，再也不要出现。1916，1925年近代海关税务部门华洋职员任用表
　　《潮来潮去》读后感（五）：中国近代海关：屈辱还是进步
　　伫立街角、油漆斑驳的绿色邮筒，是中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我们将平邮或明信片黏上邮票，投入其中，却不会费心去想颜色的含义。与英国、日本等国通用的红色邮筒不同，早在大清邮政时代，中国邮筒就已经是这种形制和颜色了。中国现代邮政发轫于1897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的多年奔走下设立，它最初依附于海关，直到1911年才独立出来。有证据显示，无论是绿色的海关旗，还是绿色的邮筒，都很可能是赫德为了致敬他的故乡、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爱尔兰。
　　台湾和大陆的邮政机构，至今沿用这抹爱尔兰绿，只是它的含义早已被遗忘了。同样被遗忘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从1861年英国人李泰国（HoratiaNelsonLay）被恭亲王任命为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开始，到1944年美国人李度（LesterKnoxLittle）当选为全职总税务司为止，在百年中国近代史中，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国家的贸易门户都是由英国人或美国人手握扃鐍。
　　直至1949年，海关在财政、政治、外交方面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机构相比，海关明显更为廉洁、稳定与高效，以至于后来退守台湾的前海关职员卢海鸣认为，如果所有国民党机构能像海关一样，共产主义革命就不会发生海关作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工具，亦还有此光明面，明显与大陆近代史话语不符。
　　在写完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揭示了大革命之后中国不断暴力化的过程之后，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vandeVen）开始研究海关史，这便是《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作者认为，与中国传统的榷关不同，海关集多功能为一体，超越了一个单纯的税收机构，包括建设港口、派使臣出访、气象观测、培养外交官、译书，等等。更重要的是，海关是近代中国唯一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它在中国和西方之间运筹帷幄，是一个不受频繁权力更迭影响的国中之国。
　　出于这两层原因，海关是近代西方与中国关系的缩影：既掠夺中国，又帮助中国；既以武力打开其国门，又用文明迫使其现代化。海关就像一条变色龙，在延续传统榷关色彩的同时，又将世界性特征引入这一新机构，以适应不同的世界。方德万的研究相对轻理论，更加重视史实的挖掘，呈现了一个更为丰满，但又不至于矫枉过正的海关史。
　　中国海关的滥觞，是在一场起义过后的废墟之中。1853年九月，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引发的恐慌情绪中，由福建和广东水手组成的小刀会占领上海，将租界洗劫一空，包括设于当地的江海关。起义平息后，上海道台吴健彰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商议，决定三国各派一名代表为税务监督，成立关税委员会。英国方面最初派了威妥玛，后来改为李泰国。1861年，根据英法联军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李泰国被其任命为第一任总税务司。
　　最开始，去中国工作并不是个诱人的选择。一位英国首相直言不讳地说，驻华领事馆是贫困者的避难所，里面的职员都是些穷困潦倒、名誉扫地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大约是白垃圾（Whitetrash）一流。李泰国虽也出身贫寒，但从小自强不息，来华后还跟随一位传教士学习了汉语，只不过这种语言特长似乎反而降低了他的声望，在同僚们看来，对汉语的学习有弊无利，会捆绑思考力，并且造成在真实生活中对普通事务持有错误的理解认知。
　　李泰国带有一种英国式的自傲，有时候他将中国比作一根腐烂的苇草，有时又视其为一个需要看护的婴儿，我们不仅要控制，还要指引中国政府。它现在还不能独立行走，多年之后才行。方德万认为，这位高贵的人的下台是必然的。1863年，在拒绝去北京讨论关务，与任命他的恭亲王激烈冲突后，11月底赫德取代了他的位置。
　　1835年，赫德出身于爱尔兰北部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基督教卫斯理宗的信徒，该宗教义主张善行、寻求个人救世。在赫德出身三十年前，大英帝国吞并了爱尔兰，二十年后，此地爆发了著名的马铃薯大饥荒。虽然方德万未指明，但可以想象，作为大英帝国相对边缘、穷苦地区的公民，赫德对于被压迫民族更容易感同身受，这也是他与前任的最大区别：赫德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李泰国并没有；李泰国强硬粗暴，而赫尔则通融随和，外表从容冷静；李泰国认为清政府没有能力独立自主，而赫德则对其给予同情；赫德希望的是循序渐进的改变，而李泰国则要革命。
　　赫德清楚地认识到英国人受到中国人的痛恨，因而节制自己的行为，在与清政府来往时更多采取合作态度，并继续将海关作为革新政府中各个部门的核心。从这个角度说，赫德与李泰国没有区别，只不过前者手段高明得多。因为适应官场，他在北京和伦敦间左右逢源，掌控着海关正在发生的一切，将其变为一个福柯式的圆形监狱机构不得不指出的是，方德万对于《规训与惩罚》中这个概念的化用略显生硬，因为它原本描述的是权力对于人肉体的驯顺，并不吻合赫德和手下雇员的关系。
　　因为海关总税务司没有任期限制，所以赫德在这个位置上待了47年。他从全欧洲招聘海关人员，要求他们全体学习汉语，并定期考试，将晋升资格与考试结果挂钩。海关倾向于招录受过良好教育、仪表堂堂、有维多利亚时代男子气概的年轻人，为了让这些人安心工作，提到待遇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招录过程最大弊端是赫德喜欢起用爱尔兰人，尤其是他的亲属成员，为此甚至不惜减损用人国际化的原则。这种任人唯亲受到不少非议，有人就指责道：他手下没有一个英格兰人。所以赫德的良吏口碑是相对的，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管理者。
　　而且赫德也没能挽救清政府失败的自强运动，或者根本不感兴趣。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后，《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中的赔款数额，已经超过了清政府的税收数额，它不得不向国际银行财团寻求贷款，并拿海关税收作担保。此时通过与汇丰银行合作，赫德设计了一套跨国程序，由汇丰银行在伦敦管理债券发行，由中国海关准时偿还债券利息，构建了一个对中国贷款的小型市场，为清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贷款，使外国列强瓜分清朝税收资源成为可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赫德也在英国去世，由安格联（F。A。Aglen）接任总税务司。
　　革命之前，清政府实际上负责关税征收的是海关监督而非税务司；但中华民国海关开始从监督那里接管关税，并直接送到位于上海的外国银行以偿还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海关也不再是一个现代性行政机构的核心，而成为了一个为外国债券持有者收债的代理人，海关沦为了赫德一直所极力避免的样子，即一个中国版的埃及公共债务委员会，安格联个人强烈的歧视中国立场，无疑将加剧这一趋势。
　　但此时突发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就在1913年袁世凯为镇压南方革命政府而制定空前的善后大借款方案后仅过一年，欧洲大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再贷款给袁世凯政府。袁世凯遂放弃对外借款，转而对内发行公债，并拿海关税收做担保。在北洋政府一批优秀外交家的运作下，一战末期中国对德、奥宣战，并自动取消了对他们的赔款，又在十月革命之后取消向俄国支付庚子赔款，海关破天荒地出现了关余。
　　但欧洲霸权的衰落，并不影响安格一边保管海关水手，一边作为中国内债发行的管理人，进一步扩大海关的权力，并成为事实上的太上财政总长。安格联的性格近似李泰国，缺乏赫德那样谦冲自牧，他在任时北洋官场有不成文的规定：新财政总长上任后，首先要亲自去他那里拜访、述职。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后，向安格联索要控制区的海关税收时，英国人毫不客气地回复道，孙大概患有神经病。这种傲慢和我行我素最终导致恶果，1927年1月新任财政总长顾维钧将其罢免。
　　安格联的失势绝不是偶然事件，背景是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在1920年代走向没落，马上就要在中国退场了。正如宋子文所说，海关已经从一个国中之国，变成了普通的中国机关。后两任英国籍总税务司易执士（EdwardArthur）、梅乐和（FrederickMaze）只不过是命令执行者而已。1929年，国民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而大幅提高关税，代价就是走私泛滥，海关职员们也在走私贸易中收获颇丰，以至于无数大学生挤破头要进入这个机构，期待分得一杯羹。海关在中国化的同时，也彻底失去了赫德时代的清廉。
　　在英国人退场之后，紧跟而来的就是日本人。二十世纪初以来，日英两国维持了很久的同盟关系，所以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梅乐和对日本犹抱有幻想，乐于在很多领域与之合作。1938年，英国和日本在东京达成协议，规定中国海关在日占区所征收的税款全部存入横滨正金银行。对此，方德万评论道：英日海关协定对国民政府是个羞辱：两个外国，其中的一国还在与中国发生战争，竟然来决定中国的一个政府机构要做什么，以及它的主要税收应怎样使用。这种级别的羞辱，恐怕只有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差可比拟。
　　在淞沪战役的一次轰炸行动中，日军曾误将一枚炸弹投到海关大楼旁，造成重大伤亡。但这不影响英国人继续坚持绥靖政策的东亚版，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攻击英国殖民地后，英日同盟的玫瑰色幻觉才被彻底埋葬。1942年，梅乐和遭到免职，海关也一分为二，一个在日占区，另一个在重庆，后者由中国官员周骊代理总税务司。
　　独立的、作为西方和中国中介的海关已经死亡。此后不管再由谁领导这个机构，都没办法挽回它的荣光了，在国共内战开始后不但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反对它，而且也没有外国势力愿意或者能够支持它。海关不仅失去了纪律和凝聚力，更糟的是，也失去了声誉。当时坐在总税务司位置上的是美国人李度，但他明显力不从心，以至于1947年在巨大压力下崩溃，被送回美国养病。
　　二战结束后世界分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陷入长久的冷战，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巨大分裂，更是海关根本没有能力缩小和减少的。方德万没有花费大量笔墨描述1949年前后的中国海关，只是在结尾告诉我们，海关的历史证明当一个国家贫穷和虚弱时，并不意味着它的领导者是糊涂的事实上，就因为缺少军事和财富力量，反而助长了政治的精明。
　　在方德万之前，唐启华的北洋修约史、外交史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一个弱小的国家更倾向于开放，以挽救自身的日暮途穷，并放手让知识精英施展才华，生气淋漓的思想和行迹，往往产生于此时。而当国家力量过于强大时，有时反而会趋于封闭，自认万物皆备，无需外求。由海关的盛衰轮回，也可窥此规律之一斑。
　　（已发表于《经济观察报》，转载请联系作者或报社。）
　　《潮来潮去》读后感（六）：【转】张志云方德万与中国海关史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张志云
　　原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forward1825720
　　笔者曾在《中国季刊》（TheChinaQuarterly）上发表BreakingwiththePast：TheMaritimeCustomsServiceandtheGlobalOriginsofModernityinChina（即《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一书英文原版，以下简称《潮来潮去》）的评介，但是对中国读者而言，最关心的可能不只是中国海关史，而是为什么中国海关史在史学界有这么高的重要性、为什么中国海关史的研究进程由剑桥大学的方德万（HanvandeVen）发起，以及中国海关史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史打开了哪一条前人未辟的途径。
　　为了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笔者借着再度评介新出的中译本《潮来潮去》的机会，针对二十一世纪初方德万毕可思领导的剑桥布里斯托的中国海关研究团队等相关议题，向中文读者做一系统性的整理和分析。
　　作为西方史学界理解近代中国的四大系统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基督教士传教档案、商会档案（太古、旗昌和怡和洋行）和中国海关档案（中国海关出版品、海关关员的个人文集、中国海关内部公文等），向为西方史学界重点耕耘的园地。自从中国海关造册处税务司马士（H。B。Morse）出版其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ThePeriodofConflict，18341860（1910），经过费正清主持赫德工程时出版的赫德和金登干的书信集以及赫德日记，到司马富（RichardJ。Smith）替哈佛大学费正清（J。K。Fairbank）出版其遗稿H。B。Morse：CustomsCommissionerandHistorianofChina（1995），几乎上个世纪的西方史学界，都在和中国海关史打交道。
　　无奈的是，在费正清于1991年逝世后，失去这位史学巨人的支持，中国海关史及其史料的研究中断了十年之久。很多史学家也以为，中国海关史料十之八九已被挖掘。
　　费正清（J。K。Fairbank）
　　实际上，中国海关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再兴，是一个偶然。而故事的主角，就是《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的作者方德万（HanvandeVen）。
　　方德万的业师孔飞力（PhilipKuhn）是费正清的亲传弟子，方德万则是费正清的第三代弟子。作为费正清的再传弟子，方德万亲眼见证了哈佛学派在赫德工程上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方德万的同期同门、中央研究院的林满红，正是研究海关贸易的高手。只是林满红在中国海关史的研究上另有师承，和孔飞力的指导并没有直接关系。
　　林满红接触到海关资料，也是一个意外，与她在台大的本科和硕士阶段没有直接关系。林满红本来的研究方向是清代台湾仕绅，做雾峰林家，因为研究台湾的樟脑业，她发现了日本翻译的中国海关年报，这才开启研究中国海关贸易的契机。由于当时台湾的历史学研究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林满红深入研究海关贸易数据，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成果。但是她一到哈佛，就被指派随孔飞力学习，当时哈佛的学风已经转向中国中心观，对贸易全球化也缺乏兴趣最流行的是明清文人，文集研究和故宫档案。
　　林满红回忆起她和方德万在孔飞力帐下学习时，孔飞力对文化人类学有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孔飞力对中国的理解，就更加着眼于中国的内在结构和现代的情境下的表里关系。在孔飞力的指导下，方德万和林满红的博士训练都极为注重中文文本的解读以及与文本的对话。这种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在《潮来潮去》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客观地说，方德万的学术根底，不是中国海关史，也不是相关的贸易史或金融史，而是中国共产党史。他的第一本专著为FromFriendtoComrade：TheFounding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19201927（1991），第二本专著为WarandNationalisminChina：19251945（2012），都是功底深厚的军事政治史，前作着眼于共产党而后作侧重于国民党。
　　在方德万接触中国海关史研究之前，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收的学生当中，并没有很明显的金融史和贸易史的倾向。当时最接近方德万研究路线的学生是牛津大学的米德（RanaMitter），他的专著TheManchurianMyth：Nationalism，Resistance，andCollaborationinModernChina（2000）和ForgottenAlly：ChinasWorldWarII，19371945（2013）都可看出很明显的军事政治史的研究功底。
　　在方德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弟子中，有一位的题目恰巧与中国海关高度相关，这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张宁。张宁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一战时期中德之间的贸易竞争》，依据的主要材料为剑桥大学收藏的中国海关贸易年报和年表。有趣的是，这个题目并非由方德万指定，张宁在前往剑桥之前，曾就读于台湾辅仁大学，当时他已经决定研究这一题目。此前他做台湾企业史，研究鸡蛋加工业，因为企业的受众开始注意到上海的外国人社群，进而走向海关史研究。
　　由上所述，可以清晰得见，方德万和中国海关史的研究，其实渊源甚浅。
　　方德万（HanvandeVen）
　　方德万与海关的结缘
　　方德万与海关的结缘，发生在1999年。他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时，副馆长马振犊请他去检查一批英文档案，确定其来源和价值，方德万发现这正是中国海关档案，而在此之前，中国海关的档案主要收藏于哈佛大学和伦敦大学亚洲学院。
　　虽然在发现这批档案之前，方德万可能从没想过自己会开始研究中国海关，但是他当然了解这批档案的价值。一回英国，他就找了一位年轻的副教授一起发掘这批档案。这位年轻副教授就是笔者的业师，毕可思（RobertBickers）。
　　事实上，毕可思当时的研究方向也不是中国海关，而是在东亚活动的英国社群。当然，在中国活动的英籍关员，一直都是毕可思关注的重点，只是在此之前，也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海关的历史。
　　为了处理这批庞大（当时估计约六万宗，实际检阅后约五万六千宗）档案，2002年，由毕可思向英国的AHRC、方德万向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申请经费，并获得资助。当时，方德万和毕可思两人的最大目的，就是为学界提供一块敲开中国海关史的敲门砖。
　　他们完成了四项重点工程：一、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编目，建立一份完全的电子化档案清单，共计五万六千份；二、建立一份完全的中国海关关员数据库，共计两万两千人；三、以中国海关年表建立贸易统计数据库，共计五百三十六万笔；四、从全部档案之中，挑选部分进行电子化，制成两百七十九卷的微缩胶卷，分为七百一十份，共七大主题。此后，他们以这四项重点工程为基础，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就此开启西方史学界第二波中国海关史研究的高峰。
　　当时招收的得意门生，后来都成为各地知名的青壮史学家：例如，方德万的门生，爱丁堡大学的FelixBoecking，研究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和走私，专著为NoGreatWall：Trade，Tariffs，andNationalisminRepublicanChina，19271945（2017）；方德万的门生GhassanMoazzin的博士论文为NetworksofCapital：GermanBankersandtheFinancialInternationalisationofChina，18851919；毕可思的门生，香港浸会大学的CatherineLadds研究外籍关员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活动，专著为EmpireCareers：WorkingfortheChineseCustomsService，18541949（2013）。
　　当近代东亚史的一代宗师滨下武志看到中国海关史在西方学界的再兴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海关史料上下的功夫，联系到日本东洋史研究中海关派的兴衰，不禁喟然感叹，这是第二代海关史研究的发端。
　　《潮来潮去》的史学贡献
　　如果要拿中国史学界的海关史学者来比较，可能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厦门大学的陈诗启（19152012），但是方德万再三强调，他绝对不敢和陈诗启相提并论。虽然，陈诗启长方德万三十来岁，而且学术背景迥异，实在不能作为适当的比较对象。但是为增进中文读者对中外学界之间海关史的研究脉络的了解，仍需加以比较。
　　方陈两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陈诗启的学术根底也不是中国海关史，而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他的代表作为《明代官手工业研究》和《甲午战前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这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成果。
　　但是方陈两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在厦门大学的研究脉络中，中国海关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方德万的研究还是在马士费正清的学术脉络之中。在方德万之前，已有司马富的杰出成果。与其说方德万在剑桥大学开创了中国海关史研究，倒不如说，他把中国海关史带回了剑桥大学毕竟，中国海关史研究正是费正清在马士的指导下，从剑桥大学带到哈佛大学的。
　　由以上所述，读者应可了解方德万与中国海关史研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这本《潮来潮去》在方德万毕可思的研究成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这是一本类似于中国海关通史的专著，其重要性堪比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但与《中国近代海关史》不同的是，《潮来潮去》是方德万毕可思研究团队一部分研究成果的总结，而《中国近代海关史》则是一本中国海关史的百科全书，试图涵盖所有面向。
　　有了这本《潮来潮去》后，任何想要了解中国海关的学者，我都会建议他先去阅读这本专著，了解整体机构的来龙去脉后，再读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添补细节的知识。最后再针对有兴趣的方向，选择相应的专题著作。
　　中国海关史的入门第一本书，这就是《潮来潮去》的史学贡献。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
　　《潮来潮去》的翻译水平
　　每个学者都知道翻译的难度之大，或许比自己动手写一本专著还要难。而《潮来潮去》的中译质量相当之高，远胜近年来国内一般英译。其中关键，还在于译者水平。
　　第一译者、海关学院的姚永超是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的学生，吴松弟近年来整理哈佛大学所藏中国海关档案（这一批档案是在1930年代由马士赠予费正清而来），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使复旦隐隐有超越厦大，成为国内中国海关史研究第一重镇的势头。姚永超对中国海关史的研究，继承了吴松弟的脉络。
　　第二译者是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威学院的蔡维萍，她是牛津大学沈艾悌（HenriettaHarrison）教授的门生，而沈艾悌也是方德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生，与米德、毕可思、张宁同一时期。然而，沈艾悌研究的是山西的基督教徒，不论沈艾悌还是蔡维屏，最开始的研究方向都不是中国海关史。
　　蔡维屏与中国海关史结缘，反而是在她博士毕业，以博士后的身份加入方德万毕可思研究团队之后。在毕可思的指导下，蔡维屏切入中国海关史的视角与大部分海关史研究者均有不同，她从中国海关的附属机构常关开始（值得注意的是，1911年之前，常关并非中国海关的附属，反被视为中国海关的监督机构），这种由外而内的视角，也使得蔡维屏对邮政产生了学术兴趣，因为1911年之前，邮政也是中国海关的附属机构之一。
　　与其他学术翻译相比，翻译中国海关史专著要困难许多，除了掌握原文和中文的精气神、恪守信达雅的准则之外，不同于其他专题的棘手问题，就是名词的翻译。中国海关作为英人管理的机构，工作语言长期以来都是英文，但作为中国政府的单位，又必须要有中文译名，因而存在将中国海关名词翻成中文，以及将中国的人事物译作英文的双向障碍。正因如此，方德法才在《潮来潮去》的体例中，详加说明他的拼音准则。
　　在此，笔者为方德万稍加解释，以便读者理解译者的困难。
　　中国海关之华洋关员都以英文名为准，但是华籍关员的英文名完全不是依照威妥玛拼音而来，有时采用方言发音（尤其是粤籍关员，例如，琼海关税务司林乐明为LamLokMing），如果是旅外华人，就会直接用英文名（例如，副税务司周彼得为PeterL。Chow，L。应该是他的中文名），也有完全不知为何采用如此拼音的情况（例如，津海关税务司卢斌的英文名为LuPing）。外籍关员的中文名，常常也很棘手，因为同名的情况层出不穷（海关题名录上，外籍关员的名，只有缩写，没有全名）。
　　对译者而言，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单位的译名，同一个单位，其英文名不变，但是因为清政府、北洋政府至国民政府的更替，使得中文的对应名称产生变化。例如，Clerk在清政府时期称供事，但是在国民政府时期称税务员；StatisticalDepartment于清政府称造册处，国民政府称之为统计科。最无奈的是，抗战时期，汪伪的岸本广吉系统和重庆系统对同一单位又有不一样的说法，例如，StaffSecretary汪伪称为人事处、重庆称为铨鈙科。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中国海关的文件大多是英文，常常会有中文译文，方德万引用时当然是引用英文文件，翻译时则不能只译英文文件，必须找到当时的中文译文。劳心劳力，可想而知。
　　最后，不论方德万、姚永超和蔡维屏的英文如何流利，毕竟他们三人的母语都不是英文。换言之，由非英文母语的学者写的专著，再由非英文母语的译者转译，自然多少会产生一些隔阂。然而，长期埋首于中国海关研究的姚、蔡两位译者，以自己的专业素养，以及对方德万与《潮来潮去》的敬重，使得此书的翻译成为未来翻译西文原著的典范。
　　上海海关大楼
　　改变了中国史研究进程的一段插曲
　　进入中国海关史，不只是开创一个新题目，而是改变自己的研究视野。为何笔者有如此观察，要从方德万的业师孔飞力和其祖师费正清说起。
　　费正清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就是扎根于中国海关史的研究，在这个中英共同治理的机构中，费正清观察到近代中国史的一大规律：中国不停地在回应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这就是有名的冲击回应论的起源。也因为中国海关的清廉高效，费正清相信，西方冲击确实是让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重要推力。
　　有趣的是，此观点的最大挑战就是来自于他的学生，方德万的业师孔飞力，中国中心观（Chinacentredperspective）的一代宗师。他的成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正是深耕于中文基础史料才能写出的杰作。与孔飞力相仿佛，方德万一直使用最原始的中文档案研究国共两党。但是一旦开始研究中国海关（这是费正清时代的题目），就代表着走上一条极为陌生的道路。成名之后，有勇气另起炉灶的学者，在史学界并不多见。
　　孔飞力
　　不仅如此，方德万也没有敝帚自珍的习气，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把中国海关史推广给全世界，所以方德万毕可思团队在研究之初，就建立了三大研究数据库，将之作为学界同仁最重要的研究入门工具。在如今讲究出版短平快、研究领域壁垒森严的学术氛围之下，实属难能可贵。如果一位外国史学家对中国史的研究能有如此视野、胸襟，那么研究本国史的国内学者，需要追赶的可能不仅是其学术成果，更包括治学态度。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方德万就已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政治史学家。但是，他在看到极其珍贵的海关历史档案之后，这个贸易史和金融史的门外汉，却义无反顾地在海关史研究当中投入了将近二十年的精力。从务实的角度来说，这二十年中，如果方德万继续研究政治军事史，收获可能远不止于他在中国海关史所取得的成果。而从方德万的新书ChinaatWar：TriumphandTragedyintheEmergenceoftheNewChina19371952（2017）来看，他应该又回到了原本的政治军事史领域。中国海关史研究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段插曲。但是这段插曲，改变了中国史研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