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明代崇祯佛教冥途路引考释

　　路引，本义为古代通行证，起源于汉代，汉朝刘熙在《释名》卷六《释书契》中说：过所，至关津以示之也。汉代称传，《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八文部十四过所条补充说：或日：传，传（转）也，转移所在。秦汉交通站大体分为两种，以车为交通工具的称为传，以马为交通工具的称为驿，两者以传为主。传相当于近现代的车站，传中所备的车辆称为传车，所建的住房称为传合，进站和出站应检验的通行证称为传符。唐朝时期将该类文书称之为过所，从字面上讲是度过（经过）之处所，这是广义上对过所的解释，狭义的过所专指行人度过关津时的凭证，但它是从汉朝开始使用的。宋称公凭，即官方的证明文件。苏轼《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臣窃谓立条已经数年，海外无不闻知，而徐积犹执前条公凭，影庇私商，往来海外。
　　后来，路引被借用到丧葬仪式中，词义也随之转变为把死者导入天国的凭证，意即冥间路途的导引，也即进入西方天堂的凭证。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168号汉墓中，发掘出一份竹牍，牍文为：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大夫遂，自言与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轺车二乘、牛车一辆、驷马四匹。可令吏以从事。敢告主（李均明、何双全《秦汉魏晋出土文献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大意为告诉地下丞，五大夫遂带领奴婢、车马等前往阴间报到，让地下的官吏按照遂的级别接待伺候。这是一封由阳间发往阴间的介绍信，也即告地下官吏书。这封江陵县丞写给地下官吏的冥间文书，写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清楚地介绍了下葬的时间、墓主的籍贯、爵位、名字及随葬的奴婢和车马等。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文物》1975年第9期）、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十号墓（《文物》1981年第11期《江苏省邗江胡杨五号汉墓》）中都相继出现了这样的冥间文书，说明冥间文书早在汉代丧葬习俗中就已经广为使用了，其性质和格式均类似于汉代社会流行的通行证传。《居延汉简甲乙编》中有这样的简文：永始五年闰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言为家私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关、居延县索关，敢言之（谢桂华、李均明等《秦汉魏晋出土文献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可知，二者一脉相承，汉墓中出土的这种冥间文书便是当时社会流传的传。这说明早在汉代人们便根据地上世界的官僚机构，虚拟了地下世界，下葬之时即移书地下，以期死者能够顺利通过地下关津。这个时期的传和冥间文书的发证机关，同是地方官吏。
　　明代，通行路引由地方行政官吏填发，而冥途路引则是由佛教或道教所填发。1978年在常熟虞山林场明墓中出土一件明代木刻朱印路引（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六，巴蜀书社1987年版），即由道教所填发。而馆藏的这件明崇祯年间的空白冥途路引却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南山寺所发。该路引纸质，木板拓本，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周边印有四行排列不规则的白点，中间印有文字和菩萨像及十殿阎王，上面盖有山西五台山南山寺文殊师利菩萨摄授篆文大印（图一，图二）。这是我馆目前征集到的与佛教有关的纸质文书。这张路引的中间图案为端坐莲花台上的文殊菩萨，菩萨头顶有华盖图案，左右两侧是其侍座或尊者，下边佛教画像为十殿阎君。文字如下（图三）：
　　南赡部洲，山西五台山南山寺秉台。释迦如来遗教奉行沙门。今据奉佛三宝念佛信人，本命相生于月日时，受生发心持斋，自年月日，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千声为一卷，计一千八百八卷圆满，合用路引。给付念佛信人亲身收执，符五阳专给计随引路，投冥司往前查验证明，念佛功德讳送往生西方净土遵奉。佛勅施行，须至出给者。
　　西方公据。崇祯年月日。准此。冥途路引。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摄授清凉境。
　　路引中所涉及相关文字内容释意
　　南山寺坐落在山西五台山台怀镇，是五台山中的一座大寺，为佑国寺、极乐寺、善德堂的合称。元元贞二年（1296年）创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重建，清代增修，将三寺合并，改称今名。整个寺院共有7层，分为三大部分：下三层名为极乐寺，中间一层名为善德堂，上三层称作佑国寺。南山寺，元代时谓大圣佑国，到明代时谓大圣佑国禅寺，清时则谓南山极乐寺。光绪三年（1877年）李自蹊的《南山寺碑文》说：抑知佛生西方净土，其国日极乐世界。兹则释迦牟尼佛原迹古刹，琳官梵宇，十方衲子登临皆清凉极乐。诸佛云集，众祖来临，罗汉湛寂，圣僧圆常。南山有台，北台有莱，乐只君子，施合资财，故日万圣佑国南山极乐寺也。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正月，昭献元圣皇太后幸五台山作佛事，同年二月，又有皇太子幸五台佛寺。他们都到万圣佑国寺拈香礼佛，从事法事活动。延j右二年（1315年）夏天，英宗皇帝的皇妹大长公主，又至五台山，还游礼五顶，见大圆光中有七级浮图。至治二年（1322年）五月，英宗从燕京出发，车驾幸五台山。六月丁卯朔，车架至五台山，朝山拜佛，观礼灵迹，瞻仰了万圣佑国等寺。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他又令五台山万圣佑国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修福累功，求佛保佑，并敕修该寺，还敕建了大乘清凉戒坛，传戒后世。文宗致和元年（1328年）十一月、至顺元年（1330年）五月，两次遣使诣五台山万圣佑国诸寺作佛事活动，祈福安民。由以上资料显示，南山寺在元代就是祈福延祚、大作法事活动的皇家道场之一，当为五台山寺院佛事活动颇多的一座大寺。
　　南赡部洲，旧译南阎浮提，译为秽树、胜金，佛教名词，四大部洲之一。阎浮即赡部，树名：提意为洲。此洲盛产赡部树，位于须弥山南面成海里，故名。据《俱合论》卷十一，该洲形状如车，南边三由旬半，其余三边各两千由旬，中有金刚座，一切菩萨，将登正觉，皆坐此座。《西游记》第一回日：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日东胜神洲，日西牛贺洲，日南赡部洲。南瞻部洲有四座名山，号称佛国，九华、五台、峨嵋、普陀，管领这四座山的是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四位大士。
　　文殊菩萨，音译文殊师利或曼殊师利，意译妙德、妙吉祥，曼殊是妙之意，师利是吉祥之意，简称为文殊，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相传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为释迦牟尼佛的左、右胁侍，他们合称为释家三尊。又此二菩萨与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佛毗卢遮那如来在一起时被称为华严三圣，文殊菩萨智慧、辩才第一，为众菩萨之首，被称为大智文殊菩萨。顶结五髻，表示智慧锐利。山西省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佛三宝，即佛、法、僧三宝，是佛教的教法和证法的核心。简单地说，三宝是指佛宝、法宝、僧宝。佛宝，是指已经成就圆满佛道佛教三宝的一切诸佛；法宝，即诸佛的教法；僧宝，指继承、宣扬佛教教义的僧众，这里代指佛的弟子。
　　受生发心持斋，受生即投生，投胎；发心，佛教浯，谓发愿求无上菩提之心，即发起要求解脱苦难、往生净土或成佛的愿望。《无量寿经》：佛告阿难，其下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国，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持斋，古人于祭祀之前，沐浴更衣，小饮酒，不吃荤，以示诚敬，称为斋戒，是八关斋戒中一斋，佛教修行制度之一，是佛陀为在家弟子制定的、暂时的出家修行的戒律与斋法。八关斋戒，是指佛教男女信徒一昼夜中所必须遵守的八条戒律：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涂饰香及歌舞观听；七不眠坐高广华丽床座；八不食非时食。前七者为戒，后一者为斋，合在一起总称为八戒斋或八斋戒、八关斋戒。佛教认为在家的善男信女，于一日一夜能够修持斋戒，就可关闭诸恶趣门，可出离生死轮回，可证四罗汉果。
　　念阿弥陀佛一千声，阿弥陀佛系梵文音译，佛名，密教称甘一露王，净土宗称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净土，故又称接引佛。佛经云：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佛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终时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即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阿弥陀佛，此四字佛名，每一课，以千声为率。要念得无首无尾。句句皆如一句。自然光明玲珑矣（《佛说阿弥陀经》）。意思是说只要诚心斋戒，并一心向善，严格遵从上述修行制度，就能够修业期满，得到文殊菩萨发给冥途路引，并凭借这张路引执之冥间，关隘无阻（蒋伟国《明代木刻朱印路引》，《东南文化》2000年第8期），早日通过地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冥司，死者之魂迷行之处，即阎魔之厅也。（（敦煌变文集妙法莲华经变文gt；：生前不成修移，死堕阿毗地狱。永属冥司，长受苦毒。
　　明代冥途路引与明代路引制度的关系
　　明代佛教冥途路引的产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模仿明代实际通行的路引制度加以宗教化的产物。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游民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实行里甲制与路引制度，其法以一白‘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之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日坊，近城日厢，乡都日里（《明太祖实录》）。凡军民人等往来，但书百里者，即验文引，凡军民无文引及内官、内使来历不明，有藏匿寺庙者，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告首，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弘治会典》）。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关不由门、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明律兵律》）。路引上必须注明持引者的姓名、籍贯、去向、日期、体貌特征等。由于官府对路引的高度重视，使路引变成人们实际生活必不可少的证件，同时也被人们引申到冥界中去。引中提到投冥司往前查验证明，念佛勅施行，须至出给者，皆为套用阳世实用牒移文书词汇而为之，为明代冥途路引所常见。如四川江安县夕家山民俗博物馆的西方路引中如遇关津路口把隘去处，仅遵佛教，验宝放行。须至路引者，明万历四十三年丰都山冥途路引中若有善男信女发心请给路引，唪念太乙救苦天尊四万声，须至引者（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
　　从明代佛教的发展的历史来看，封建统治者一直都把佛教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加以利用，这皆出于自明太祖朱元璋起明代诸帝对佛教的崇奉。明太祖认为佛教有化愚导顽、辅助王道、维护统治的作用，因此，即位之初便效法唐太宗于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殒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的做法，于洪武元年九月诏江南大浮图十余人，于蒋山禅寺作大法会，超度阵亡士卒，以示矜哀，笼络人心。洪武六年，普给天下僧度牒，废前代的鬻牒度僧（《释氏稽古略续集》），大开了出家为僧之门，没过几年，便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洪武十九年，又敕天下寺院有田粮者，一应差役不许僧应。同年，又发护持山门榜文，禁治诸色人等，毋得轻慢佛教，骂詈僧人，非礼搅扰，违者本处官司约束等一系列维护佛教发展的举措，使佛教在明代地位空前提高，为佛教创造了自由活动的有利条件。其中五台山的佛教更为明统治者所推崇。早在太祖抵达宜州时，就访寻元臣推荐的五台山壁峰禅师（《明史列传异教类》）。成祖朱棣因靖难之图实起于道衍，故也尊信佛教。永乐六年（1408年），令僧俗人等至五台山修建寺宇，十八年（1420年），又遣使赍《歌曲名经》往五台山散施。天顺二年（1458年）敕谕护持山西五台山显通寺，诏日：凡本寺及合山诸寺，不许一应官员军民人等侵扰，以沮坏其教，违者以法罪之。对于五台山，宪宗认为：五台山者，大圣所宅，感应灵异，振耀今日，举我国家吉祥福地（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五），所以，在位期间不仅三番五次地下诏护持五台山的佛教，而且建寺造像，大作佛事。在他临终那年，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三月，还着钦差守备怀安等卫太监金公驻节其间，召圆照寺住持净澄孤月禅师出外募缘，新建寺宇。孝宗认为五台山是一座灵山，具闻显迹，爰称内典，景切朕怀（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五），所以曾敕太监周辅至五台山祈佛，祚我邦家，永膺多福。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于狮子窝修建了洪福万寿藏经楼阁。次年，又于龙泉寺复建万圣阁。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又敕建了圣光永明寺（即显通寺）。建寺立塔，遂使五台山的寺庙焕然一新。四十五年（1617年），又着古心、承芳二师于五台山建龙华大会，且御赐锡仗、衣钵1250副，举行法会，敕赐供物。正因明历代皇帝对五台山佛教的尊崇，从而使其香火旺盛，法会不断，宗派繁衍，寺庙多达104座。五台山成了内地鲜有的汉藏佛教圣地（宋濂《重刻护法论题辞》）。这都成为五台山佛教冥途路引盛行于明代的主要原因。
　　从经济因素上看，明代的通行路引虽然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实际发放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持引人申办路引，需要交纳相当数目的手续费。《明孝宗弘治实录》卷二百载：弘治十六年（1503年）五月乙未，巡抚江西都御史林俊奏：宁王累乞用琉璃瓦建造宫殿。有旨，于各府县路引钱内支二万两给换。弘治八年辛未，工科给事中童瑞以灾异呈六事虽在异乡，而文引一年一换，有司贪图引钱，一概妄给，各地贪官污吏藉以路引敛财。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一些佛教僧侣贪财弄巧，利用各种名义以行聚敛，仿阳世路引而创为冥途路引骗取佛教信众引钱，自是情理中事。
　　当然，佛教冥途路引的产生固然要受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因素的综合作用，同样不能背离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和明代的现实社会需要。十殿阎王佛教画像在路引中的出现，即是统治阶级利用佛教的这种善恶报应说，来达到以佛治心之目的。地狱的概念大约在汉末到南北朝时期随佛教传播进入中国，也带来了轮回转世的概念，除非涅粱，否则就永远在轮回中听凭因果报应。所谓六道轮回，有享福的天道，也有受苦的畜生、饿鬼和地狱。人道在中间，善恶行为决定着人的未来。前世做恶的报应便是堕入地狱经历极度的肉体折磨。体现在地狱观上，则是十殿阎王形象的出现。根据《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十位地狱最高行政长官分别是：第一秦广王、第二初（楚）江王、第三宋帝王、第四五官王、第五阎魔王、第六变成王、第七太（泰）山王、第八平等王、第九都市王、第十五道转轮王。亡者死后首七日到秦广王宫受审，以后，二七至初江王宫，三七至宋江王宫，如是依次过堂，七七日至太山王处，百日见平等王，一年见都市王，三年见转轮王。转轮王负责最后裁决，根据亡者业因，使其转世，重新轮回（图四）。统治者正是利用这一因果报应说，将一些单靠阳教不易处理或消解的社会现实问题或紧张关系，辅之以幽远不测的阴教来加以抑制或消解。朱元璋《宦释论》载：佛之道云阴者何？举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将来，其应莫知，所以阴之谓也，虚之谓也。其圣贤之道为阳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将来，其应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验，所以阳之谓也，实之谓也。对朱元璋佛教见解多有影响的大学士宋濂也颇多阐述，称佛教历陈因果轮回之说，有补治化之不足，积极建议朱元璋诏天下诸浮屠，是习是讲，将使真乘之教与王化并行，治心缮性，远恶而趋善（宋濂《新刻楞伽经序》）。明成祖认为，佛教讲求慈悲利济和普度众生自然弘深广大，但其要在于使人为善去恶，积福修因（朱棣《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御制感应序》），并渲染善恶报应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不爽锱铢，并反复申明所谓为善者，忠于君上，孝于父母，敬天地，奉祖宗，尊三宝，敬神明，尊王法，谨言行，爱惜物命，广行阴骘，如是则生享富贵，殁升天堂，受诸快乐。否则，生遭重谴，死堕地狱，受诸苦报（朱棣《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序》），用佛教的善恶报应说来威慑人心，用使人知畏的方式来达到劝善的目的。其因果报应说，就是维护和顺从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统治秩序和人伦关系。他们把利用剥削制度造成民众的苦难解释为合情合理的事情，宣扬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各种遭遇，都是自己前世所作善业或恶业的结果，是早就注定了的，无法改变的，以此说教作为统治广大劳动人民思想的工具，以佛教中蕴含的劝善惩恶的道德观来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理论。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冥途路引方面的资料记载很少，由于纸质文书的不易保存，所以能保存至今者甚少。明崇祯山西五台山南山寺佛教冥途路引的发现，为研究明代政治制度、佛教信众修行制度、明丧葬仪式及路引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