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但不能忘记卷连载

　　二hr我们住的大概是北京最便宜的小旅店，位置在天桥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靠近天坛公园和自然博物馆。
　　从大街七转八拐，走进一个门庭古色古香、青砖琉璃瓦的四合院，就是我们住的小旅馆了。走廊两旁的一排小房间由木板间隔而成，一点儿都不隔音，虽然空气不够新鲜，房间还算挺干净。白天，隔壁的说笑声十分清晰，夜深人静，那屋放个屁，这屋都嘣嘣响。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桌，人就快转不开屁股了。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薄薄的窗户纸，风一吹呱哒呱哒拉风匣。我感叹北京不但有毛主席，三九严寒的太阳也是温暖的，外面一点儿都不冷。跟我以前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穿棉袄，只穿秋衣秋裤，从不像东北人那样穿大皮袄，戴狗皮帽子。岁数大的北京人穿身深蓝色的棉制服，戴顶羊剪绒棉帽就能度过冬天。哪像我穿着棉衣、棉裤、棉大衣和大头鞋，走起路来十足的一个笨熊瞎子！
　　我们住的屋子中间点着一个煤炉取暖，一段直立起来的细烟囱，贴着屋顶折向窗口伸出窗外。过去看惯东北烧大块煤，大劈柴，觉得北京的蜂窝煤特别新鲜，圆圆的有砖块那么厚，里面尽是些窟窿眼。服务员阿姨早晨封死炉子，黄昏打开，一晚上要换三次蜂窝煤。我醒着，总目不转睛盯着阿姨的动作。她用一把长铁夹子打开炉子，从炉膛里夹出一串烧红的蜂窝煤，磕掉下边变白的煤块，再放进一块新的蜂窝煤对齐上下窟窿眼，抬起一只脚踩上压进炉膛里。接着用铁夹子捅了又桶，红红的火苗烛光一样蹿动起来，我们的小房间里便温暖如春了。小旅店里没有食堂，旅客只能下馆子。北京人爱吃炒饼，这种饭菜炒在一起的食物便宜，母亲自己吃一份素炒饼，给我带一份肉丝炒饼。有时也打开炉子热一热买来的炒饼，在炉火前搓搓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天天靠炒饼度日。春节临近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呼刮着，我蹬开被子睡着，服务员阿姨领着一群陌生人闯进屋来。我缩进被窝，以为糖厂造反派揪母亲来了。服务员阿姨对我们说：
　　打扰了，请协助派出所的同志查夜。
　　你们到北京干什么？一个穿解放军军装的民警问母亲。
　　看病。母亲披着被子坐起来，咳嗽几声清清喉咙，双手按着胸口说。
　　谁病了？
　　我儿子。
　　什么病？
　　头痛。
　　你们来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住在男房间。
　　小孩儿他爸么？
　　不，是同事。
　　做什么工作？
　　教书。
　　证件？
　　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来躲避运动的吧？另一个穿便衣的人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转向母亲的鬼头，眼睛电钻一样直往人的心里钻，整个一张阶级斗争面孔。一瞬间，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人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加重语气。你的职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你们看看孩子的病历母亲一怔，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病历，下意识摇头。
　　不必了，快过春节了，如果孩子治好病，就赶快回去吧。
　　我惊出一身冷汗，噤若寒蝉。
　　母亲睡觉时不戴帽子，她总是用剪子修理头发，没长好的鬼头仍旧暴露无遗。这一次遭遇，让我充分体会到政治歧视的无情，查出走资派肯定没好果子吃，幸亏母亲对答如流，没露破绽。翌日，服务员阿姨对母亲说，为确保首都人民安全过节，公安部门都在清理进京人员，动员没重要事情出差的人离京，今天早晨已经撵走好几个旅客了。服务员阿姨有意无意打听起我的病情，母亲担心曲老师透露底细，人家撵我们离京，仍旧说我是被歹徒打伤的，没治好病不能回家。曲老师没透露我们的底细，借口身上的款已快花光，要回齐齐哈尔取钱，不愿继续留在北京陪我们了。
　　母亲说：能不能打电话让厂里寄来？
　　曲老师支支吾吾：我打过电话，厂里要我回去汇报。
　　话说到这份儿上，母亲只能放曲老师回齐齐哈尔。曲老师买过火车票，母亲打条借下他手里余下的钱，我们暂时还能养活自己。